蓟州大营的围墙有两人高，门口的卫兵不让她进，说“妇人不得入军营”。翠翠就蹲在营门口等，从日出等到日落，直到看见个穿盔甲的身影走过。她站起来，腿麻得差点摔倒，喊了声：“阿远哥！”那身影猛地转身，正是晒得更黑、却比从前壮实的阿远。他的盔甲上沾着泥，腰间挂着长刀，看见翠翠时，眼睛亮得像火把：“你咋来了？”
两人在营外的小树林里说话，阿远说他在路上救了个受伤的千总，被提拔为什长，“再熬几年，说不定能当个百户”。翠翠摸着他盔甲上的铁锈，问：“那……能回家吗？”阿远望着北方的山，说：“等北边的鞑子安分了，咱就回渔村，盖间砖瓦房，屋前种上你喜欢的月季。”翠翠没说周府的事，没说自己攒钱又丢了钱，只是把贝壳手链重新套在他手腕上：“带着这个，就像我在你身边。”
离别时，阿远把随身的玉佩塞给她：“拿着，要是遇到难处，就去城里的当铺换钱。”翠翠握着玉佩，玉佩上刻着朵浪花，跟渔村礁石上的花纹很像。她看着阿远转身走进大营，盔甲碰撞的声音像海浪拍岸，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眼神——原来人在害怕的时候，心里不是空的，是涨满了水，每走一步，都能听见水响。
回到胶州后，翠翠没再去周府，而是在城南租了间小屋，继续靠绣花为生。她绣得最多的是《海神像》，笔下的海龙王戴着贝壳冠，衣袂间翻卷着浪花，眼角似乎挂着颗珍珠。绣庄老板娘说：“你这海龙王跟活的似的，好像下一秒就会从画上走下来。”翠翠笑了笑，没说话，只有她知道，海龙王的眼角，是照着阿远的眼睛画的——那天在蓟州小树林，他转身时，眼角也闪着光。
嘉靖三十七年，倭寇又犯胶州湾。翠翠正在绣架前描线，听见远处传来炮声，想起渔村的方向，手一抖，绣针扎破了指尖。血珠滴在海龙王的衣袂上，像朵新开的红梅。她攥着未完成的画，跟着逃难的人群往山里跑，却在半山腰看见几个倭寇正追着个小孩。那小孩穿着蓝布衫，像极了当年的自己，她没多想，抄起路边的木棍就冲了上去。
木棍打断了倭寇的刀，却也让她挨了一脚。倒在地上时，她看见倭寇腰间挂着串贝壳手链——跟父亲和阿远的那串很像，贝壳边缘磨得发亮，分明是常年戴在手腕上的。她突然想起，那年在礁石滩，父亲说过：“倭寇里有咱汉人的败类，帮着他们抢乡亲。”眼前的倭寇咧嘴笑了，露出焦黄的牙，用山东话骂道：“臭娘们，找死！”
千钧一发之际，一支箭射穿了倭寇的喉咙。翠翠抬头，看见山路上跑来几个官兵，领头的正是戴着贝壳手链的阿远。他的盔甲上染着血，刀还滴着水，看见她躺在地上，瞳孔猛地收缩：“翠翠！”冲过来抱起她时，她听见他心跳得厉害，像擂鼓，又像海浪。原来阿远随大军调防胶州，听说倭寇来犯，带着弟兄们赶来护乡亲。
那晚在临时搭建的营地里，阿远解开她的衣襟查看伤口，看见她胸前戴着自己给的玉佩，用红绳穿了，贴着心口。他的手指轻轻划过玉佩，说：“我在蓟州时，每天摸着贝壳手链，就觉得你在身边，海浪声都成了你的绣绷声。”翠翠摸着他手腕的贝壳，发现边缘多了道小缺口——想必是打仗时磕的，就像她在周府绣坏的那幅鸳鸯，虽不完美，却更显真实。
倭寇退了后，阿远带着翠翠回了渔村。破落的渔村只剩下断壁残垣，却还有几棵老槐树活着。他们在老宅基地上搭了间草棚，夜里躺在草席上，听着熟悉的海浪声。阿远说：“等春天来了，咱就盖砖瓦房，屋前挖个小池，养你绣过的锦鲤。”翠翠望着棚顶的星星，把两人的贝壳手链系在一起，挂在草棚的梁上，海风一吹，贝壳相撞发出细碎的响，像父亲的渔歌，像母亲的摇篮曲，像他们这些年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都化作了天上的星，海里的浪，温柔地包裹着彼此。
后来，渔村的人渐渐回来，看见翠翠和阿远盖起了青砖房，墙上挂满了绣品，最显眼的是那幅《海神像》，海龙王脚下踩着倭寇的船，手里捧着颗珍珠，珍珠里映着个小渔村。有人说，那珍珠是海龙王的眼泪，也是翠翠的眼泪，每一颗都藏着她对阿远的思念，对父亲的怀念，对家乡的眷恋。
翠翠活到七十八岁，临终前把贝壳手链传给了孙女，说：“这贝壳里藏着海的声音，藏着咱渔家女的坚韧，藏着等一个人、守一个家的心意。”如今胶州湾畔的老人们说起翠翠，总说她是海龙王派来的使者，用绣花针和贝壳，缝补了岁月的裂痕，让等待与坚守，成了比海浪更长久的传说。
至于那幅《海神像》，后来被收进了胶州的县志，县志里写：“渔女翠翠，以针为刃，以线为甲，绣得海晏河清，护得一方安宁。”而在渔村的礁石滩上，至今还能看见两块相靠的礁石，像极了一男一女在眺望大海——老辈人说，那是翠翠和阿远化的，他们守着这片海，守着彼此，守着那些在苦难中开花的日子。
海浪日复一日地拍打着沙滩，贝壳手链在阳光下闪着光，就像那些不会被岁月冲淡的故事，永远在人们的口耳间流传，带着咸涩的海风，带着温暖的星光，带着一个渔女用一生书写的，关于爱与勇气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