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秉晚年着《周易摘》《尚书驳》，针对当时今古文经学之争，提出\"求同存异，以经世致用为要\"。他在书中驳斥谶纬迷信：\"《易》者，简易之道，非虚妄之说。\"这种务实的学术态度，影响了江东一代学风。
赤乌元年（238年），程秉病卒于任上。临终前，他手捧未完成的《论语弼》对弟子说：\"圣人之道，贵在践行。吾着书不为立名，但愿后学知'学而不思则罔'。\"其书后来流传至中原，被《隋书?经籍志》着录，成为吴地儒学的重要典籍。
会稽郡的冬日，阚泽在烛火下抄书，手指冻得通红。家贫无资，他为人抄书换取纸笔，每抄完一篇，必诵读数十遍。某日，雇主见他边抄边默记，惊叹道：\"孺子可教，当送你入郡学。\"从此，他白天抄书，夜晚求学，终成\"遍览群籍，兼通历数\"的大儒。
建安五年（200年），阚泽任钱塘长，在县衙设立劝学署，规定\"每里置师，教童蒙识字\"。有老农用结绳记事，他亲自上门教授算学：\"结绳虽便，终难记远，不如学筹算。\"百姓感其德，称他为\"阚夫子\"。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问群臣：\"祥瑞之说，当信否？\"阚泽对曰：\"《尚书》言'天听自我民听'，祥瑞在德不在物。昔尧有丹朱，舜有商均，而天下归心，以其德也。\"这番话让孙权放弃大建祥瑞台的计划。
吕壹案发，有司建议焚裂处死，阚泽正色道：\"殷纣王设炮烙，秦始皇上车裂，皆亡其国。今我朝当效汉文除肉刑，以仁治国。\"孙权从之，改为斩首示众。后来制定科防，大臣欲加重刑罚，他必引《周礼》\"刑乱国用重典，然须适中\"，力主\"礼法并用\"。
阚泽深知历法对农业的重要性，耗时十年注《乾象历》，纠正旧历误差。他在书中写道：\"历法者，顺天应人之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孙权命他教授太子历法，他却以\"先明经义，后通历数\"为序，将儒学与科学结合。
赤乌六年（243年），阚泽卒。孙权罢朝三日，亲自撰写祭文：\"昔汉有伏生，今吴有阚君，皆以孤学传圣道。\"他家中唯有藏书千卷，弟子将其《礼文刊约》进献朝廷，成为东吴礼仪制度的重要依据。
汉献帝建安初年，薛综随族人避乱交州，拜刘熙为师，学习声韵训诂之学。在蛮荒之地，他与士燮讨论《春秋》\"华夷之辨\"，提出：\"蛮夷之未化，非本性恶，乃教之不至。\"遂在交址设立学馆，将中原典籍翻译成当地文字，开启岭南文教先河。
吕岱南征时，薛综随军担任向导，见九真郡兄死弟妻其嫂，叹道：\"礼者，天地之序。当教以人伦，使知廉耻。\"他亲自制定婚姻礼仪，规定\"聘娶必有媒妁，兄嫂不可轻犯\"，数年之间，当地风俗为之一变。
黄龙元年（229年），蜀汉使者张奉在宴会上嘲笑\"阚泽\"之名，阚泽不能对答。薛综起身行酒，借机戏解\"蜀\"字：\"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张奉反讥\"吴\"字，他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满座皆惊，张奉哑然，孙权赞其\"机捷如响\"。
公孙渊叛吴，孙权欲亲征，薛综上疏力谏：\"昔秦始皇南巡而崩于沙丘，汉光武不亲涉险地，皆以万乘之尊不可轻动。辽东苦寒，得其地不富，得其民无用，愿陛下忍一时之忿。\"他以\"千金之子不垂堂\"为喻，结合地理气候分析，终使孙权放弃亲征。
薛综一生着述颇丰，《私载》收录其诗赋论难数万言，其中《二京解》对比长安、洛阳之得失，暗讽曹魏\"虚耗民力\"。他在《五宗图述》中梳理宗法制度，强调\"亲亲而尊尊，治国之本\"，成为东吴宗法制的理论依据。
赤乌六年（243年），薛综卒于太子少傅任上。临终前，他握着儿子薛莹的手说：\"吾在交州，见蛮夷渐知礼义，死无憾矣。汝当继吾志，以文治国。\"其子薛莹后来续修《吴书》，传承了他的学术精神。
张纮的谋略、严畯的谦退、程秉的礼教、阚泽的务实、薛综的博通，共同构成了江东儒臣的精神谱系。他们虽未如周瑜、陆逊般驰骋疆场，却以笔为剑、以学为刃，在文化荒芜的江南播下儒学种子。
张纮的谏言，是儒家\"以道事君\"的实践；严畯的固辞，体现\"知止不殆\"的智慧；程秉的礼教，延续\"克己复礼\"的追求；阚泽的仁政，践行\"民贵君轻\"的理念；薛综的教化，完成\"以夏变夷\"的使命。他们的存在，让东吴不仅有金戈铁马，更有诗书弦歌。
当晋军踏入建业时，薛莹撰写降表，字里行间仍有\"保民全节\"的苦心；阚泽的《乾象历》仍在指导农耕，程秉的《论语弼》仍在学宫流传。这些文臣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治国士，不仅能谋一时之胜，更能开万世之蒙。江东儒脉，就此融入中华文明的长河，虽历经风雨，却始终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