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试考试内容跟乡试基本一样，但阅卷会比乡试严格得多，会试绝不会出现跟乡试一样只看四书文的情况。
考生考卷中答题得分的比重，三场下来几乎是相同的，先不论文章文采，若哪个考生哪一道考题写偏题了，等于是被直接刷下去。
参加会试的这三千五百名考生，那可不是泛泛之辈，若在会试中有偏科和错漏，还想中进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若真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不好意思，下届会试请早。
第一天下来，波澜不惊。
沈溪对于这届会试的考题，属于提前知晓，但沈溪之前便很谨慎，就算为这届考试提前做好文章。也从未直接落笔于纸面过，都是将文章成于胸，再仔细斟酌，对文章内容进行修改。
别人是用七八天时间答题。他用的可是四五个月，从沈溪得知自己中了乡试解元，就一直在准备这次会试，丝毫没怠慢过。
事实证明，考题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并未有丝毫偏差。
二月十二，第二场考题下来。
第二场是公共科目的考试，考的是“论”、“诏诰表”、“判语”，论考的是论述性文章，不再用八股文，出题也不会从四书、五经上出，范围相当广泛，跟高考作文类似。
这届会试的论考题为“君子是“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乍一看又是儒家学说中崇尚的中庸之道，但其实主要考察的是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题目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出自礼记的形势来答，那议论的范围会很狭窄，在代圣人立言的前提下，你只能用圣人的话来说，圣人可不会告诉你，官员不能结党营私。
这也是这道题歹毒的地方。“君子中立而不依”，我出的可不是礼记的原文，这是论的考题，你自由挥就可以了。若真有那书呆子非要用八股文来答，那这道题基本也就属于走题，可以收拾铺盖卷回家。
沈溪明白了这一点，答题就容易多了。
至于“诏诰表”、“判语”，都是官场的应用文，是做官时用得上的东西。
其一是代拟公文。其二是写批语，第一条是应付上级的，第二条则是交待下级，考察内容非常全面。
沈溪用了两天时间来作第二场的题目，他没有跟一些考生一样，要等第三场题目下来，拟好草稿之后再往卷子上誊抄，因为沈溪觉得这样做很麻烦，还不如在草稿纸上写好后直接誊抄到卷子上，如此也能给第三场考试争取更加宽松的时间。
前两场考完，对大多数考生而言，这考试基本就跟结束了一样，因为按照以往的规矩，第三场的“策问”很简单，一问一答，将你的观点成文，那便可以了。
策问一共有五道，以前会试的“策问”，从来都是走过场，属于“附加题”，考官很难从“策问”中评断考生才学的优劣，毕竟题目简单，容易作答。
可沈溪之所以抓紧时间把前两场的考题列卷，就是知道这届会试最大的难题，其实是最后鬻题案的导火索，正就是在最后五道策问题中的第三道题上。
这道题，历来是历史争论的焦点。
但争论的本身已不在题目上，而在于科场之外，唐伯虎和徐经是否真的提前得到了考题？
这道策问，几乎将整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给难住了，只有二人答题流利，让程敏政以为这作出卷子的二位是唐伯虎与徐经，“甚异之，将以为魁”，于是被给事中华昹弹劾。
华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程敏政一句话，以及外间对于鬻题案的传说，就匆忙上奏给弘治皇帝，一场轰轰烈烈的礼部会试鬻题案展开，最后以查无实据和各打五十大板结束。
这次礼部会试，造就声名最大的不是最后的状元伦文叙，也不是仅仅以列二甲第七名、后来却以心学闻名海内的王阳明。而成就的是一个怀才不遇，狂放不羁却一生与仕途无缘的大诗人、书画家唐伯虎。
这一道题，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程敏政经牢狱之苦，出狱才不过几天就急病而死。
怪只能怪，程敏政把这道题出得太偏太难，而他的那句话又实在太过惹耳。
二月十五，第三场考试的题目终于下下来。
沈溪没有看另外四道题，而是直接留意第三题，“问：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非问之审、辨之明”
正是那道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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