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老夫，是要引人欲、趋天理。”
温暖的书房里，秦嗣源缓缓地说出这段话来，那一边，宁毅偏了偏头，目光之中，闪过了无比复杂的神色。
“在这世间，但凡是人，皆有私欲，私欲膨胀，人便被蒙蔽，看不到他所行的对错。我等儒生这么多年以来，各种学说纷繁嘈杂，所为的也不过是求一条道，大同之道、君子之道。这些道，终究是相通的，最终能令这万物有序，令天下之人各司其职，他若贪婪，当教化他何物该贪，何物不该，当教会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若沮丧，当教化他前行之间，何为正途。”
他顿了顿，续道：“这世间为何如此，何以要如此，最终能令世人找到答案，不至迷惘。这是道理，也是天理，老夫此生六十余载，犹然磕磕绊绊的，找不到一条直路，但为人者要如何，为何要如此的一些浅见，籍着注解这几本书，便都已经写在里面了。”
尧祖年说了句似乎是褒美的话，秦嗣源摇头笑了笑，宁毅在这边，却是低声道：“存天理，灭人欲……”
“立恒所说的，却像是老夫所想的圣人之境了。”秦嗣源呵呵笑了出来，“引人欲与天理相合，也正是使小我大我相一，可在这世间，真能做到相一者，又能有几个？我辈写书，推行教化，最重要的并非告诉他们道的终点为何，而是道理的本身为何，由他们自己去理解，让他们自己去走，他们若能听懂其中道理，自然能使人欲逐渐趋向于天理。至于能存天理、灭人欲者，也只能说是人欲与天理已然相合一致，如同孔圣人一般，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本身的**，已然不会偏离大道，如此倒可说是，灭人欲了……但孔圣人至此一步尚且年至七十，我辈……怕是此生难到。只能将一得之愚，说与他人听听。”
说到这里，他也颇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说些题外之话，老夫这数十年来，见过人之愚蠢，数不胜数，可从另一方面看来，他们每一个人，又都好像是些聪明人。他们……看起来每个都明白大义为何，可又总是迫不得已，为官者贪，何能不贪？身边的人都贪的时候，你怎敢不贪。为将者怯，何能不怯？当身边的人都要往后跑时，你怎敢不跑。听起来，似乎大家都是迫不得已，你该指责他，似乎又不该指责他，老夫这一生用谋过甚，每每想起，总觉得身后难得好名，可若不这样做，又总是难以成事……”
“老夫又想，究竟是否有一方法，可将此事纠正。最后思前想后，只能将道理说清楚，若每一个人都能明白道理，私欲或许便会少些。若兵将能通其理，则兵将不畏死战，官员通其理，或能少贪墨，若如今这些屯粮的商人，也能通其理，或许便能知道他们所行之事，于家于国，大有损害，或许这手段便能轻些，也或许……林趋庭，便不会死了。”
他摇头笑笑：“当然，这也是老夫想得太多了。这几本书，虽然注解有时，但能得几个人看，还是难说。立恒你那边书社办得还不错，待到老夫修完，可得替老夫印一印、发出去，若能得三两好友认同，老夫此生，也算是留下些什么了。”
宁毅看着他，片刻点了点头：“……当然。”
秦嗣源对这些书的说法基本便到这里。他的思想已经在书里，口头上不用解释太多，只在尧祖年、闻人不二等人偶尔询问时，解答一二。宁毅埋头翻书，从中寻找一个一个的注解，推演出去，脑中闪过的，是那两个年头。
引人欲、趋天理。存天理、灭人欲……
这是……理学啊……
宁毅在后世，对于理学并没有仔细去研究，对儒家，也仅仅是欣赏。但是以他的能力，有些东西即便是欣赏，也是能够稍稍解构的。理学在后世颇遭诟病，但对于宁毅来说，一个能流传千年不断发展的东西，如果有人说这纯粹是糟粕，其中是没有道理的，他只会直接将这个人看做是智商为零的白痴。
理学和儒家，纯粹是被五四运动盲目抛弃的。在后世的一些学者或愤青眼里，有一句话叫做：中国人没有敬畏之心。这不是假话，五四运动前，中国人遭受了最为巨大的屈辱，于是在外来文化入侵时，迫不及待地推翻和打到了自己原本的一切。这种外来文化的入侵，在当时是有先进的一面的，然而当时的国人推翻了自己以前的文化，却并没有学到对方文化中的核心精神，后来漫长的阵痛期，精神文明的崩溃和无处皈依，是很惨的。
在宁毅看来，儒家，包括其他的一切学说，研究的都是人在这个社会上该如何自处，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人该如何抑制和引导私欲，以怎样的一种形式构成国家，能令这个国家最为辉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相对最好。这是所有哲学体系的根本，从几千年前到后世，从来就不曾改变。
那么，儒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从头看到尾，创立它的孔子，并非是后世的那个道德宗师，他其实是很讲究务实的，在一方面，他以道德的追求为最高标准，另一方面，他其实是以社会现实为考量，教人做事。从子贡赎人的故事，到以直报怨的劝诫，再到“乡愿德之贼也”之类的论点，相对于后世儒家发展到“礼在理先”、再到更后世一味地教人谦和、退后却从不明白地厘定个人权利“讲礼不讲理”的纯乡愿社会，儒家的起点，其实是“先讲理，后讲礼”的。
孔子之后，儒家发展一千多年，到了另一段历史中的宋朝，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利益开始更大程度地引导人们的**，商业发展，阶级开始变得混乱时，社会需要一套更加明确的规范，甚至于需要一套更加精细的枷锁，去告诉别人，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的位置在哪里，你能追求的东西在哪里。在当时，这样子来确立一个国家，本身确实是最合理的。
理学，其哲学中心便是理、天理，一亿个人组成一个国家，以怎样的方式，这个国家最和谐稳定，这是就天理，而即便在后世，人们也知道大我与小我的分歧，个人与国家的分歧，要从小我至大我，个人肆无忌惮的**，就必须被压制和引导。
人的本身，乏善可陈，他也是可能性无限的动物。但仅以社会构成而论，最坚固的社会是什么呢？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着最为严格的阶级，但是数千年来，他们国家连一个说得出的起义都没有，何其牢固。儒家在厘定规矩的同时，实际上保留了人们往上走的路，它希望一部分人能够脱颖而出，甚至希望在“某一天”，天下大同、人人如龙。也是因此，中国在那几千年间，创立了最为辉煌的文明，而不像印度那般安静死寂。
而对于大儒来说，创立一个学问，有他们本身高深的内涵在内，求的是知己。那时候讲学问，有个愿打愿挨的准则，你愿意学，我才告诉你，你不懂，那多半是你愚钝。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一种圣贤追求的最高状态，所谓人欲，并非**，而是私欲。他们探讨的是一个国家怎样能够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其中当然也有种种苛刻之处。但作为普通民众或是平头百姓，未必能够明白“为什么”，那好，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到最后，框框条条剩下了，道理上理解的人，却并不多。
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你能理解的，我告诉你道理，你理解不了，那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