厢军府立府不过一旬，兵部衙门的石阶便被七座军府的将帅们踩出了镜面。
兵部要削减武备的风声不知道什么传了出来，虽然大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当自己切身利益受损的时候，没有人会服大义忽小利。
这一次，苏策可不打算插手其中，削减武备，这件事可大可小，楚国公项城领着勋贵们一连三天于朝堂上与文官们争吵不休，圣人知道不可逼军方太过，否则文压过武，在这个周边群敌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削减武备，无疑是自损武功。
因而圣人赵钰民也学着苏策的招数，从内府拨给兵部两百万贯用于武备修缮。
兵部尚书自知这件事是个烫手山芋，干脆把从兵部府库中抽出十万贯，每座军府三十万贯修缮武备的铜钱当天就送到七座军府。
这下头疼的就成了七座军府，怎么去修缮成了七座军府的头疼事，就没精力去和兵部在朝堂上争论，此时这白得的三十万贯该怎么花就让人有些头疼了。
三十万贯多吗？多也不多，对北军来说真的不多，制作一上等把横刀需要两贯钱，长枪和弓身造价一贯，而大头甲胄，一套札甲五六十贯，一套鱼鳞甲近百贯，山文甲明光甲造价则动辄几百贯，三十万贯看着多，若以步军精锐一人百贯计算，也只能凑够三千精锐的武备，而骑兵精锐则只能凑出千骑。
而北军府所属的军队在戍不在戍的人数有近百万，着甲六成，近六十万带甲之士，那也是攒了上百年才攒出来。
因而苏策从一开始就打消了重新制定武备的打算，只能在武器上下点功夫比如横刀需要加厚刀身，长枪需要给枪头增加肋条和长度，箭矢也需要调整形制，这些都是为了增加破甲的能力。
至于大头甲胄，只能制定一个最低标准，至于之前实验性质的辎重车，也只能凑出十万大军所用，再多北军府支撑不起。
因而这三十万贯钱只能用于修缮武备，苏策将这些事情交给北军府四院后，开始会同北军勋贵，沟通以后养兵一事，只是北军的勋贵似乎还沉浸在于北军过去的辉煌中，苏策也只能暂时压下心中的顾虑。
而从这件事情，苏策也看出来了北军府未来的危机，或者是府兵制为基础的四边军与中军府的危机。
府兵需要自筹武备，虽然兵部会给一部分钱粮，但是只是小头，以苏策为例，他当年从军，一张弓，三十支箭及箭囊，一把横刀，一领札甲，还有战马，加上需要给军中公用器物的物与钱，苏策从军，就用掉了家中五十贯钱，兵部户部给苏策家中分了田不假，但是田里的产出也是需要攒出来的。
剩下的缺口当时是李思哲手中安北都护府给的，比如长枪，强弩等等。
当兵有战事还可以靠着战利品维持一个收支平衡，甚至还可以赚点，但是若是没有战事，失去了战利品的获得，各军府马上就会面对养不起兵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北军府三座都护府如今总计只有二十一万兵力在戍的原因，实在是养不起更多的兵力。
北军府的危机对于苏策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从苏府拉出的钱粮越多，苏策在北军府的话语权就越重。
端午与圣人赵钰民太子赵载承两人得胜楼相会后，苏策为首的北军府勋贵将帅们便停下来攻扞东宫，但是人心中却始终压着一根刺，当年太子的所作所为却是伤了北军上上下下的心。
其实不管皇宫的位子谁坐对北军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却会影响到北军府的上层，有圣人说和，北军府看在圣人的颜面上，不再攻扞东宫，但是引而不发，高悬东宫头顶的北军之箭总会落下来的一天。
君王之身，臣子手段，这是为什么一直说太子手段阴郁的原因。
为君者，不入棋局，甚至连棋手都不能做，但是太子却舍身入局，这般代价只是为了争取西军府的支持。
苏策这些日子在处理北军府公务之余也反思过过去，太子有些太着急了，朝堂上多次更换三宰三相以致朝堂不稳，太子急需一股能够压住朝堂的力量，这股力量，北军不给，太子只能从当时的其他三边府去借势，三边府唯有西军势力可用，也无怪太子出了昏招。
身在局中，眼光不明，这不是太子的错，究其根本是东宫属官要权，太子有监国之权，把东宫的属官提拔到六部九寺，跟随太子的青壮文官只会越发忠诚。
但是太子赵载承却忘了，圣人赵钰民还在帝位，被他更换的官员，可是圣人赵钰民一手提拔起来的。
官场不进则退，圣人与太子乃是父子，但是当年的东宫从龙之臣成为朝堂重臣自然不愿意过早的放弃手中的权力。
朝堂不稳，其实说到根子上，乃是两批东宫属臣的争斗，只是因为太子妃之事，东宫受到世人质疑，太子看着九胡将灭，太着急立下功勋给世人证明自己做为太子文治虽有用人不明，但是武功却有覆灭死敌的灭国之功。
但是太子赵载承万万没有想到来自北军的反弹让自己差点兵败冻川河。
苏策身出北军，后事东宫，再事禁军，终回北军，按理说与太子有着旧情分，但是苏策却不能帮太子，甚至还成为北军对太子反抗的急先锋，这是苏策给北军上上下下的投名状，不然苏策北军军主的位置坐不稳。
苏策也是看出这一点，才在冻川河之战中表现的强硬无比，屁股决定脑袋，这般粗俗的话到任何时候都适用。
至于事后，圣人出面苏策代表北军和太子和解，不过是双方不想引起大乾动荡，谁还不是个戏子。
端午后，太子多次派内侍请苏策去城外游猎，但是苏策都以北军府新置事物繁忙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