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试点爆火后，蜂窝制度彻底出圈。
多个省份、市区、街道办纷纷致函，希望将蜂窝机制纳入“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样本”，并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
“蜂窝全国化，一体走到底。”
最初，蜂窝平台只是谨慎接待、个案对接；但很快，国家层面的通知下来了。
中央政策研究室、全国人大基层法治办公室，联合发布了一项内部文件：
“蜂窝机制具备高度可推广性，建议考虑将其纳入2026年《基层治理法》修订草案‘协商治理条款’作为标准机制之一。”
这个文件，直接把蜂窝推向了国家治理层级的门槛。
甚至内部有人建议：将“蜂窝”作为一个治理体系术语，写进官方文件。
陈家村上下沸腾。
张浩激动得当场拍桌：“鹏飞，咱要写进法律了！这一下，全国上亿人都能按咱的规矩来！”
张玉英却皱眉：“可法律一写，谁来解释？谁来裁量？咱三年来灵活修制度、错了能改的路径，还保得住吗？”
陈鹏飞沉默不语。
第二天，蜂窝平台收到了来自发改委基层司的正式邀请——
“请陈家村制度代表参加全国治理机制标准制定委员会筹备会，拟讨论‘蜂窝体系标准化路径’。”
这意味着：
一旦参加，蜂窝制度将成为国家治理标准之一，但随之而来的，是标准化、格式化、层级化的“归档式管理”。
陈鹏飞看着邀请函，低声道：“这不是奖励，这是合并。”
张浩犹豫：“你要不去，咱怕是错过进入国家治理的唯一机会。”
张玉英却倔强一笑：“咱这三年，不就是为了不再被人合并、被人定义、被人‘归类’吗？”
……
最终，陈鹏飞决定赴会，但带上三样东西：
1.三年来蜂窝制度所有失败记录硬盘，72次完整崩盘修复视频；
2.一封村民代表手写联名信，标题是“请保留我们的权利：让我们继续吵”；
3.一面写着“失败是制度的魂”的木匾，挂在他带的展位正中。
全国治理标准委员会筹备会当天，陈鹏飞发言：
“蜂窝愿意被看见，但不愿意被定义。”
“我们不怕写进文件，但怕写进之后只剩样子、没了过程。”
“你们要拿我们做范本，先问自己：你们的治理机制，敢不敢像我们一样列出全部失败名单？”
他抬起头，目光坚定：
“我们不是反政府，我们是防格式。”
“不是不进体制，而是不进那个只要你牌子、不要你命根子的体制。”
这番话，如石落水潭。
两小时后，会议秘书处宣布修改原提案：
“蜂窝机制暂不标准化归档，保留‘原生型制度体系’定义，予以独立列入条例注释。”
这一战，蜂窝制度保住了——独立身份。
陈鹏飞回村那天，站在制度墙下没说话，只把那块“失败是制度的魂”木匾挂在了最上方。
张浩拍照发朋友圈：
“我们不是被写进文件的人，我们是还在写文件的人。”
九月初，陈家村又开会了。
这次不是评账，不是直播，不是平台更新，而是陈鹏飞亲自张罗的一场“新任制度持有人见面会”。
张玉英瞪大眼睛：“你什么意思？你要退了？”
张浩也傻眼：“你才刚把蜂窝顶上国家级，咱这火还没烧透，你就打算收手？”
陈鹏飞笑了笑，眼里满是笃定：“我这三年写的是骨架。接下来这张皮，得由能活起来的人来长。”
“蜂窝不能成名人制度，也不能是我陈鹏飞的制度。”
“它得变成谁都可以接手，谁都能让它继续活的‘活制度’。”
他一挥手，后台大屏打开。
赫然显示——蜂窝平台新制度持有人接力人选：
许佳音，落石沟制度合伙人，曾签下“第一张蜂窝责任卡”；
曹正宇，城市适配模块负责人，云锦苑制度推进主理人；
周连成，东南百村共创导师，制度传播纪录片制作者；
刘伟，第一位从城市回村的制度归乡青年，现任百村计划运营长。
四人分别登台，没有口号，没有致辞，每人说一句话。
许佳音：“我不是来延续制度，我是来制造下一场争议的。”
曹正宇：“我们要让城市居民知道，不参与共议的人，没资格批评制度。”
周连成：“一部制度史，应该是争吵、推翻、重建、再生的现场，不是成果展。”
刘伟：“我愿做制度路上的那个‘拍桌子’的人，只要桌子没翻，规矩就没断。”
台下掌声雷动。
这一刻，蜂窝制度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代际交接。
陈鹏飞看着那群年轻人，喃喃道：
“这一天，等了三年。”
“终于，不再是我一个人在讲制度了。”
而平台首页，也换上了一行新口号：
“蜂窝，不是一个人做对的制度，而是一群人愿意吵的制度。”
那天晚上，陈家村老祠堂灯火通明。
制度墙上的条条轨迹、失败记录、签字档案，在灯光下反着微光。
张浩站在门口，看着那些早已泛黄的最早版本制度卡，忽然低声笑了：
“你说，从咱第一张制度卡到今天，这世上还会有人，把规矩当命根子这么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