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底，一支特殊学术访问团悄然入驻陈家村。
领头的是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林致远。
这位林教授，当年是参与制定第一版《基层治理优化建议方案》的发起人之一，也曾担任过多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课题的牵头人。
他是带着怀疑来的。
毕竟，一个没有法条、没有章程、没有领导签批的制度系统，凭什么能靠一群“普通农民”撑起几百个村的自我运行？
可当他踏入祠堂，看到那堵“失败制度公示墙”时，眼神变了。
那是一面老砖墙，布满手写草案、圈批、错词、标注、箭头、修改建议、群众留言……像极了一部“制度野生史书”。
而墙角有一块最老的制度草案，上面写着：
“共田初稿V1.0”
“失败原因：分账时没考虑谁去地头看账。”
“村民留言：我家干了十天活，最后说账本写漏了，我不信！”
林致远站在那块墙前，愣了很久。
半晌，他转身对陈鹏飞说了一句话：
“你们这不是‘制度’，是‘制度记忆体’。”
“这不是标准化系统，而是——制度意识。”
“我明白了，蜂窝不是在教人治理，而是在让人明白——我也可以治理。”
“我也可以治理。”
这句话，被蜂窝平台编辑成了一张图，挂在全国各地的“共议会所”门口。
它不是口号，是一种觉醒。
制度，不再是上面安排的，是我可以写的。
……
学术界在震动。
很快，清华、北大、中山、复旦等高校接连发来合作申请，希望能够以“蜂窝制度”为蓝本，搭建“村治制度演化数据库”，用于高年级教学与治理模型对抗实验。
联合国乡村自治研究组也发来邮件，希望访问蜂窝制度图谱，作为东亚地区“去中心自治实践样本”之一进行研讨。
陈家村一下子从一个“边缘制度实验村”，变成了世界眼中“民间治理演化起点”。
蜂窝没有回应，不拒绝，也不炫耀。
他们只做了一件事：
在后台上线了一个新功能——
“田埂对话”
内容是由全国各地村庄提交的“失败制度录音”，包括争吵、质疑、懵懂、回炉等全部过程。
林璐璐写了上线文案：
“不是每一句骂声都要删掉。”
“我们想让你听听，制度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后台一度瘫痪。
蜂窝服务器第一次崩溃，不是因为访问太多的好评，而是因为——全中国最普通的那些吵架声，被上传成了一场制度风暴。
“你凭什么决定我家田怎么分？”
“这个事儿你说了不算，要我们都点头才行！”
“我错了，我提议那个机制没想周全，这次我退出评议。”
“我虽然文化低，但我讲的，是我们家的事，我有发言权！”
……
这些声音，被清洗过的制度档案里永远不会保留。
但蜂窝把它们当作了主干。
陈鹏飞说得好：
“只有当你敢保留‘群众还不理解制度’的那一刻起，制度才是真的站在了他们那边。”
“制度不需要被吹捧，它只需要被吵出来。”
……
“田埂对话”发布第十五天，后台收到一封特殊投稿，来自一位外国学者。
那是一位荷兰籍社会结构研究者，他用了两年时间，跑遍中国西南，想研究“非标准农村组织体系”。
结果在一个苗寨村落，发现了“制度失败墙”。
他追查源头，找到了蜂窝。
那封投稿只有一句话：
“制度不是从首都走出来的，而是从某块干裂土地上，被几个不识字的村民吵出来、写出来、保留下来的。”
那一刻，全世界看见了蜂窝制度最本质的样貌：
不是发达，不是先进，不是标准——
而是活着的，错得起的，能改的。
“蜂窝制度”走入国际学术视野后，陈家村的冬天格外热闹。
联合国发展署、中国社科院、亚洲治理网络、德国基层自治观察团……一个接一个的考察团，踏着泥泞的田埂、挤进老祠堂、坐上冷板凳。
他们不看“文件”，只看“流程”。
不问“成功经验”，只问“失败怎么处理”。
而蜂窝制度，偏偏最擅长给他们“看失败”。
有位东南亚治理学者看完“失败制度留存墙”，感叹道：
“你们不是把制度失败当耻辱，而是当作制度的发育过程。”
“这太先进了。”
可陈鹏飞却淡淡摇头：“不是先进，是实在。”
“我们不是学者，是活在制度里的老百姓。”
“我们允许自己写错，因为我们承担得起。”
“我们不怕出错，因为我们随时准备改。”
……
与此同时，蜂窝平台的“田埂对话”功能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