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那个最古老的问题：
“我们还行不行？”
陈家村的回答是：
“只要不放弃，我们就一定行。”
秋风起，陈家村的夜渐渐凉了下来。
院子里的梧桐开始落叶，蜜果厂的夜班灯仍然亮着。女工们戴着头巾，在流水线前专注地贴着标签，一瓶瓶橘子罐头整齐码入纸箱，准备送往北方的连锁超市。
这是他们第一次完成来自三省八市的联合订单，总数量一万瓶。对于市里或许不算什么，但对陈家村来说，这一万瓶里，压着的是二十个复制村的试炼线。
“我们代工，但每个罐头都贴着他们村的名字。”芳兰边检查边说，“不能出事，一瓶都不能。”
陈鹏飞站在仓库门口，望着纸箱上那些新名字：杨湾、双溪、老马庄……每一个都不是陈家村，却都用了他们的制度，他们的流程，他们的规则。
“这些名字，才是我们种下的第一批林子。”他说。
这批“代工式托育订单”正是蜜果复制计划的第二阶段内容。
第一阶段是“复制制度”，第二阶段就是“托管运营”——新村暂时无法自主完成全流程，就由陈家村代加工，但每瓶罐头都落他们的村名，由他们负责售后，由他们独立承担收益与风险。
“我们是品牌协助者，但不替他们扛责任。”陈鹏飞一锤定音，“走得动的村，才配叫牌子。”
……
与此同时，蜜果学院第六期课程如期举行。
但这一次，陈鹏飞没有安排课堂，而是带学员上山。
清晨五点，他和三十多位学员沿着山路一路上行，直到村后那块老林地。
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山林里还有薄雾。
他站在高地上，望着脚下这片已经起变化的山坡：半年前，这里荒草丛生，如今已经修出一条蜿蜒小路，旁边立着几块木牌子，写着“蜜果示范种植园”“蜂箱配套林”“村民共育田”。
“这是我们的第三条路。”陈鹏飞回头看着众人。
“我们不是只有罐头和蜂蜜。我们是整个村落共同体的系统重构。”
“你们看到这些果树，是去年栽的；这些蜂箱，是今年新配的；这些路径，是村民主动修的。我们要的，不只是产品标准化，还要生活场景系统化。”
“你们的村回去，也要这样干：别只盯着能卖的钱货，更要看到背后的协作方式。”
陈鹏飞的声音在山林间回荡，学员们一时间都沉默了。
“我们过去总想着卖产品、搞产业，殊不知真正能让村走下去的，是人和人之间还能不能信、能不能帮、能不能一起干。”
他指了指一旁的果林：“这些果子是十几户人家一起认种的。谁家空闲多，谁就多出点劳；年底按产量分红、按管理绩效结账。这不是‘企业承包’，这是共建共育。”
“我们叫它‘共田制’。”
一名来自陕北的年轻村支书举手问：“那要是有人耍赖，少干多拿呢？”
“制度不怕赖，怕你不设规。”陈鹏飞回答得干脆，“我们不是喊口号，而是白纸黑字，地块认领时签协议。干多干少，现场贴公示。谁干了啥、啥时候干的，全写在本子上，一季度一次核对签名。”
“这玩意，说简单是简单，说难也难。就看你敢不敢开这个头。”
一位中年村干部点头：“我们村之前也搞过共耕田，但到最后没人管、没人算，干着干着就散了。”
“那是你没算细，也没让人看到回头的账。”陈鹏飞语气温和，却直指要害，“制度不怕复杂，怕你躲懒、怕你含糊。你敢把第一笔账算清了，第二笔就有人愿意投。”
一行人继续往山上走，走到半山腰，一片平台上立着一间不起眼的小木屋。屋门口挂着一块木牌：
“村务共议室”
这是陈家村去年新建的实验室，不做行政办公，不设村干部办公桌，专门用于村民集体协商公共事务、合作项目、制度争议的空间。
屋内陈设简洁，只有一张圆桌和几条长凳，墙上钉着一块大木板，上面写着村内所有合作项目进度、参与人名单、责任人签字、近三月纠纷记录与处理方案。
芳兰走进屋内，轻声道：“我们村就是从这里慢慢把‘你我他’变成‘我们’。”
“我们不怕争，怕的是不说。”
“合作不是没分歧，而是有了矛盾，还有地方能坐下来吵、能谈拢、能落笔签。”
学员们纷纷围拢过来，盯着木板上那行红笔写下的记录：
【2024年10月8日】
项目：蜂蜜共销组返利机制修改讨论
争议方：王小芳（封装工组长）、陈福生（养蜂户代表）
分歧焦点：是否按季平均返利or按组绩效分配
结果：经协商，由共议小组建议采“按效优先，季补平衡”方案。双方签字。
签字时间：2024年10月10日
执行情况：已生效。
有人感叹：“我们村连吵架都上升不到‘机制’层面。”
陈鹏飞笑：“以前我们也都是私下打招呼、互相忍着，但后来发现，越忍越僵，越躲越散。要真想走合作路，就得立个地方，让大家能把话摊开说、把账当众过。”
“这一屋子，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它能定个规矩：只要愿意进屋坐下，就得认这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