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构：论＜我嘅幸福＞对存在主义诗学的粤语表达》
文\/阿蛋
一、粤语方言的诗性突围：日常语言的陌生化重构
在当代诗歌普遍追求晦涩隐喻与先锋技巧的语境下，树科的《我嘅幸福》以极具地域特色的粤语方言撕开了一道通往诗歌本真的裂缝。诗人采用粤语口语中常见的“好多好多嘅”“唔”“乜系”“仲有噃”等词汇，将日常对话直接移植入诗歌文本，这种看似未经雕琢的语言选择，实则暗合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什克洛夫斯基强调“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粤语方言的运用打破了普通话诗歌固有的语言惯性，使读者在熟悉又陌生的语言环境中，重新审视“幸福”这一被过度阐释的哲学命题。
这种方言写作并非简单的地域文化符号堆砌，而是通过语言的在地性重构诗歌的表意系统。“幸福几钱一斤?？”以市井交易的计量方式质问抽象概念，消解了“幸福”的形而上崇高性。正如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的“对话理论”，诗人通过与众人的语言交锋，构建起多维的意义场域。粤语中特有的语气词“?”“噃”，不仅增强了对话的现场感，更赋予文本强烈的口语节奏，使诗歌在朗诵时产生独特的韵律效果，形成与书面语诗歌截然不同的听觉美学。
二、追问与反诘：存在主义诗学的现代性困境
《我嘅幸福》本质上是一首存在主义诗歌，诗人以连环追问的方式，将“幸福”这一命题置于现代性困境的显微镜下。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诗中“你幸福唔幸福？”“你知唔知，乜系幸福？”的反复诘问，实则是对存在者状态的深度叩问。幸福不再是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产物，而是回归到每个具体存在者的生命体验之中。
当诗人发出“幸福贵唔贵？幸福几钱一斤?？”的质问时，实则揭示了消费主义时代对精神价值的异化。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的“灵韵消逝”理论，在此得到具象化呈现。幸福被量化为可以交易的商品，其本质的不可言说性被粗暴的物质价值所替代。这种追问不仅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更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诗意解构。
三、复数的幸福：个体经验的差异性书写
诗中“各有各嘅，各有各各嘅，各各嘅不幸，各各嘅幸福”的排比句式，构建起多元价值并存的叙事空间。这种复数表达打破了传统诗学中对幸福的单一界定，呼应了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的哲学思想。每个存在者的幸福都是独特的奇点，不存在普适性的标准。这种书写策略消解了宏大叙事对个体经验的遮蔽，使诗歌成为记录微观历史的载体。
与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中“好好忍耐，不要沮丧”的劝诫不同，树科的诗歌拒绝提供任何答案。这种开放性的结尾，使文本具有无限的阐释可能。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言：“理解始终是一种对话过程”，读者在面对“各各嘅幸福”时，不得不调动自身的生命经验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从而完成诗歌从创作到接受的完整闭环。
四、地域书写与普世价值的辩证统一
《我嘅幸福》的粤语表达并非封闭的地域狂欢，而是通过方言的特殊性指向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这种创作路径与加西亚?洛尔迦的“安达卢西亚诗歌”异曲同工，地域语言成为连接个体经验与普世价值的桥梁。粤语中的市井气息与哲学思辨的结合，使诗歌既保持了鲜活的生活质感，又具备形而上的思考深度。
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方言写作具有双重抵抗性：一方面抵抗文化同质化对本土语言的侵蚀，另一方面抵抗消费主义对精神价值的异化。诗人通过粤语这一载体，将个体对幸福的追问上升为对人类存在状态的终极思考，实现了地域书写向普世价值的升华。
结语：未完成的诗学命题
《我嘅幸福》以其独特的粤语表达和存在主义思考，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诗人以提问代替回答，以碎片化的对话解构整体性叙事，在语言的裂缝中窥见存在的真相。这种创作方式不仅拓展了诗歌的表意空间，更引发了读者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反思。当我们在珠江畔重读这首诗时，听到的不仅是粤语的乡音，更是人类永恒追问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