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峨眉山历经政权更迭与文化交融，在保持佛教核心地位的同时，道教、儒教进一步渗透，形成“三教合流”的独特格局。同时，印刷术的普及与文人游历风气的兴盛，使峨眉山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成为多元文化共生的山地文明典范。
一、佛教中兴：普贤信仰的深化与制度化
宋代对峨眉山佛教的扶持达到新高度。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朝廷遣使至峨眉山，铸造普贤菩萨金像，供奉于华藏寺，并赐御制《普贤菩萨赞》。这一举措强化了峨眉山作为“普贤道场”的官方定位，使普贤信仰从民间崇拜上升为国家宗教制度的一部分。
南宋时期，峨眉山佛教形成“一山六大寺”的格局，以万年寺、华严寺、圣水寺、中峰寺、广福寺、宝兴寺为核心，各寺分工明确：万年寺主供普贤，华严寺专研华严经义，圣水寺兼修禅净。这种专业化的寺院体系，标志着峨眉山佛教的成熟。此时，寺院开始编纂《峨眉山志》，现存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年）的《峨眉山行记》，详细记载了寺庙分布、朝山路线及佛教仪轨，成为研究宋元峨眉山的重要文献。
二、三教合流：儒释道的山地对话
宋元时期，理学兴起，儒释道三教合流成为趋势，峨眉山成为这一思潮的实践场域。
-道教遗存：元代全真道传入峨眉山，在纯阳殿（今址）设坛布道，传说吕洞宾曾在此“显圣”，留下“丹灶”遗迹。道教宫观与佛教寺院相邻而建，如金顶附近既有华藏寺，又有三仙庵，体现“仙佛同山”的和谐。
-儒教渗透：宋代在峨眉山麓设“峨眉书院”，文人雅士常聚于此，将儒家“忠孝”思想与佛教“慈悲”、道教“清净”结合。苏轼游峨眉山时，写下“云拥半岭齐，日炫双崖敞”，既具山水审美，又暗含儒家“天人合一”理念。
-三教造像：今万年寺保存的宋代石刻，既有普贤菩萨骑象像，又有道教八仙浮雕，还有儒家“二十四孝”图，一壁之上三教图像并存，堪称文化奇观。
三、文人书写：从山水纪游到精神象征
宋元文人对峨眉山的书写，从唐代的浪漫抒情转向理性观照，赋予其更多哲学内涵。
-范成大《峨眉山行记》：南宋诗人范成大以“地理学家”视角，详细记录峨眉山的气候、植被、民俗，如“山高多风，木不能长，枝悉下垂”“山顶有泉，煮米不成饭”，既具文学性，又富科学价值。
-陆游的峨眉情结：陆游多次旅居峨眉山，在《峨眉山月歌》中写道：“峨眉山月还复来，无人解爱山空青”，将峨眉山月作为精神寄托，体现乱世文人对宁静山水的向往。
-宗教文学勃兴：宋代高僧别峰宝印禅师在峨眉山着《禅林僧宝传》，将禅宗公案与峨眉山水结合，开创“禅机即山水”的写作范式；元代僧人祖铭撰写《峨眉伽蓝记》，以碑铭形式记录寺院历史，兼具宗教与史学价值。
四、建筑技艺：山地寺院的工程智慧
宋元时期，峨眉山寺庙建筑在适应地形方面展现高超智慧。
-万年寺无梁殿：始建于宋，殿内不施梁木，全用砖石拱券结构，既抗山地潮湿，又可抵御地震，体现古代建筑的力学智慧。殿内穹顶绘有星辰图案，与普贤信仰中的“华藏世界”意象呼应。
-接引殿的阶梯系统：从低山区到金顶，沿山势修建“之”字形阶梯，每段阶梯设平台供休憩，平台边缘凿有排水孔，兼具实用与美学功能。现存明代阶梯仍沿用宋元规制，可见其设计的科学性。
-冷热水系统：伏虎寺利用山地高差，引入山泉水，通过竹管分流至各殿堂，形成“冷水烹茶、热水沐浴”的供水系统，展现古代生态建筑理念。
五、边地枢纽：茶马古道上的宗教驿站
宋元时期，峨眉山地处“茶马古道”要冲，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枢纽。藏传佛教僧人经峨眉山前往中原，中原禅僧亦通过此道入藏。今峨眉山博物馆藏有元代藏式佛塔构件，证明当时藏传佛教在峨眉山有一定影响。同时，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将峨眉山茶叶、佛教信物带往西藏，又将藏地的唐卡、佛经传入内地，形成“宗教—经济”的双向流动。
结语：多元文明的山地实验
宋元时期的峨眉山，在宗教、文化、建筑、经济等层面均实现突破：佛教制度化使其成为普贤信仰的全球中心，三教合流开创山地文明多元共生模式，文人书写赋予其哲学深度，建筑智慧展现生态工程典范。当范成大在金顶记录“佛光”现象，当万年寺的无梁殿拔地而起，峨眉山已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是宋元文明在山地空间的创新实验场。下一章，我们将走进明清，探寻峨眉山如何在帝制晚期完成从“圣山”到“名山”的文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