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小五问他：“你三十吃了多少饺子啊？”
周山想了想，回答道：“可能十几个吧。”
候小五立刻骄傲地说：“我吃了七十二个！”
周山满脸不信，质疑道：“你会数数吗？”
候小五拍着胸脯说：“当然会啦，我真吃了那么多，不信你去问我哥。”
周山没有去问候小五的哥哥，回到家后把这事告诉了妈妈。
妈妈听后说：“侯家情况特殊，平时都是大人先吃好的，剩下的才给孩子吃，有时候孩子都吃不饱。”
周贵玺在一旁接过话：“我也听别人说过，不过听说他们家平时是这样，过节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过节时可劲做饭，让大家敞开了吃。他家一到过节就可劲吃、可劲喝。”
周山还是有些疑惑：“就算是这样，一个小孩子也不可能吃那么多吧，肯定是小五记错了。”
周贵玺分析道：“这一是计划安排不合理，二是粮食不够，三就是大人有点自私。”
周山妈妈接着补充：“说得对，还有第四点，就是懒。别人家粮食不够，多少会种点地补贴，他们家倒好，什么都不种，粮食自然不够吃。”
春节的热闹如烟火般消散，天气逐渐回暖，校园也迎来了新学期。
周山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踏入学校的大门，校园依旧是那熟悉的模样，可老师的状态却截然不同。
老师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专注教课，要么减少课时，要么干脆让同学们上自习课，而他们自己则整日扎堆在教研室开会学习。
没有老师的课堂一片混乱，只有少数同学在认真看书学习，多数人或是趴在桌上睡觉，或是交头接耳闲聊，甚至还有人偷偷跑到外面玩耍。
周山和刘远胜、吴权来到房后踢毽子，踢着踢着，周山兴致勃勃地说起：“报纸上报道了一件事，北京有个叫黄帅的小学生，造了老师的反，现在北京的学校都开始批判老师体罚学生的现象了。”
刘远胜眼睛一亮，兴奋地问：“这可太棒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周山挠挠头，思索着说：“是春节前还是元旦开学前，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之前发生的。”
刘远胜猛地挥起拳头，大声喊道：“好，向黄帅学习，造反有理！我也要造老师的反，看哪个老师还敢罚我！”
吴权却泼了盆冷水，无奈地说：“你也就是嘴上说说，还造反呢，怎么造反啊？唉，别说你了，我觉得咱们学校压根就没人敢造反，没人敢反这个潮流。”
周山接过话茬，认真地说：“其实也有敢的，不过好像没什么用。孙丽丽的哥哥放假前不是给孙老师写了一张很大的大字报吗？写了密密麻麻好多字。”
刘远胜忙问：“是那张说他爸爸不是好老师的大字报吗？”
周山点头应道：“对，就是那张。”
刘远胜听后，唉声叹气地说：“唉，我也想写大字报，我对好多老师都有意见，可好多字我都不会写啊！”
学校组织讨论如何破除“师道尊严”，老师们在发言时都是在检讨，声称以后不应批评学生，要多给予鼓励，却对曾经体罚学生的事只字不提。
那些被体罚过的学生，大多学习成绩不太好，既写不了大字报，又顾及面子，不愿提及被打的事情，这场讨论最终流于形式，草草收场。
佟铁山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大队的春耕事宜需要精心安排，施工队的工作也得妥善调度，好在大家都积极支持。
宋东方和刘玉同样忙碌，施工现场的管理布置、施工材料的组织供应，每一项都得操心，容不得半点马虎。
西张村佟姓施工小队队长为了还人情，也为了让领导们工作之余能放松放松，主动找到佟队长，提议安排一场聚餐。
傍晚时分，众人来到小队长家中。
一进屋，焖好的狗肉香气四溢，还有滑嫩的水豆腐，让佟铁山、宋东方和刘玉心情大好。
喝酒的时候，刘玉喊来了郑维岩。
开席前，郑维岩和小队长就种地的事儿聊了好一会儿。
酒过三巡，大家开始讨论工作，话题一转，又聊到了其他事情。
这时，杜开海提到了学校里关于“师道尊严”的讨论，受邀参加酒局的李春雨说：“你说的这事影响可不小，我家那小子说他们班上课的时候，有的学生背对着黑板，还有的直接跑到外面玩去了。”
刘玉放下酒杯，严肃地说：“‘师道尊严’确实应该反对，但学生这样可不行，不好好上课怎么能接好革命的班呢？”
宋东方喝了些酒，面色微红，十分赞同刘玉的观点，借着酒劲说：“明天我去学校讲讲，学黄帅可以，但不能太过分，胡来可不行……”
佟铁山赶忙劝阻：“领导，我们都知道您心地善良，可还是得劝您一句，别去学校讲这些，讲了可能会有人说您政治方向有问题。”
宋东方一听，拍着胸脯反驳道：“我有问题？谁敢说我有问题？我家六辈都是贫农，两辈是工人阶级，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拥护党，我可是革命的代表，怎么可能有政治问题？绝对不可能！”
众人继续喝酒，李春雨又说起了向阳街和团结街起名的事儿，随后好奇地问：“刘总，这个工地打算起个什么名啊？”
刘玉反问道：“起什么名？这不就是西张村工地吗？你是想跟那两条街一样，再起个有寓意的名？”
宋东方已有几分醉意，连忙说道：“一样，一样，再起个响亮的名字。”
李春雨想了想，提议道：“我建议叫胜利街，因为咱们这次施工是多方力量汇聚，算是胜利大会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