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渡口的硝烟，终究还是慢慢散去了，但那股浓烈刺鼻的血腥味和火药味，却像是渗入了这片土地的骨髓，久久不散。红河水依旧在不知疲倦地奔流，只是河水似乎也染上了一层难以洗刷的暗红。
我们这些从血战中幸存下来的残兵，被后续赶到的主力部队收拢起来，撤离了那个如同巨大伤疤般触目惊心的战场，来到渡口后方几公里处的一个相对平坦、靠近水源的山坳里，建立了临时的休整营地。
说是休整，其实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伤兵营和……临时的坟场。
还能动弹的，像我这样伤势不算太重的，被编入了临时组建的战斗排，负责营地的警戒和协助处理杂务。而那些伤势较重的弟兄，则被集中到了用几顶军用帐篷和缴获的篷布临时搭建起来的野战救护所，接受着极其有限的治疗。至于那些牺牲的弟兄……他们的遗体被战友们含泪抬下阵地，用白布（如果还有的话）或者雨衣包裹起来，在营地旁边挖了一个巨大的土坑，集体掩埋了。没有墓碑，没有哀乐，只有几个老兵默默地朝着那个土坑敬了最后一个军礼，然后转身，将悲伤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这就是战争。胜利，往往是用无数的牺牲堆砌而成的。而活下来的人，则要背负着死去战友的记忆和重量，继续前行。
接下来的几天，营地里异常忙碌，但也异常……压抑。
补充兵员和装备的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一车又一车的新兵，从国内，从后方，源源不断地被补充到各个被打残了的连队里。这些新兵，大多和我当初一样，脸上还带着稚气和对战场的好奇，眼神里闪烁着被宣传口号点燃的“热血”和“激情”。
他们看着我们这些浑身沾满泥污、眼神疲惫麻木、身上缠着绷带的老兵（虽然我们参战时间并不长，但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老兵了），充满了敬畏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
而我们这些老兵，看着这些鲜嫩得如同青葱一般的“补充兵”，心情也异常复杂。一方面，我们欢迎新鲜血液的到来，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意味着部队的战斗力能够得到恢复。但另一方面，我们心里又清楚得很，这些鲜活的面孔，用不了多久，就会和我们一样，被这残酷的战争机器染上同样的色彩，甚至……可能很快就会变成那些冰冷的墓碑下的一员。
老兵和新兵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隔阂。新兵们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着，对战场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和紧张。而我们这些老兵，则往往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默默地抽着烟（缴获的越南烟，又呛又难抽），或者用粗俗的笑话和荤段子来排解内心的压抑和恐惧，很少主动去和那些新兵交流。仿佛多说一句话，就会将自己身上的“晦气”传染给他们一样。
我因为在巴丹渡口战斗中的表现（主要是奇袭炮兵阵地和后续坚守），被火线提拔为正式的步兵班班长，手底下也分来了七八个新兵蛋子。看着他们那一张张紧张而又充满期待的脸，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想起了自己刚下连队时的样子，想起了牺牲的副班长老马，想起了那个在通道里被我一刺刀捅死的越军士兵……我不知道该怎么带他们，不知道该教他们什么。教他们杀人技巧？还是教他们如何在战场上活下来？
或许，战争本身，就是最好的，也是最残酷的老师吧。
除了补充兵员，武器弹药和装备也得到了补充。我们换上了新的军装（虽然质量依旧不怎么样），领到了充足的子弹和手榴弹，甚至还补充了一些新的武器，比如62式轻机枪和40火箭筒。看着这些崭新的、泛着金属光泽的杀人工具，弟兄们的底气似乎也足了一些。
上级似乎也吸取了巴丹渡口战斗的教训，利用休整间隙，组织了一些临时的强化训练。重点是亚热带山岳丛林作战技巧、排雷与反诡雷、夜间作战以及班组协同战术等。
我带着手下那几个新兵，参加了这些训练。看着他们在训练场上笨拙而又努力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我尽可能地将自己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如何在丛林中辨别方向和寻找水源，如何识别和规避常见的地雷和陷阱，如何在夜间利用地形和微光观察，如何在冲锋时选择最佳路线和掩体，如何在近战中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杀死敌人……
我说话的语气，不知不觉中变得像当年的赵教官和老王班长一样，严厉，甚至有些粗暴。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快地适应这个残酷的环境，才能……增加他们活下去的几率。
然而，短暂的休整和训练，并不能真正抚平战争带来的创伤。
夜晚，营地里常常会响起被噩梦惊醒的士兵的尖叫声。白天看似平静的老兵，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突然暴怒，或者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眼神空洞地发呆。
我自己也一样。虽然白天强打着精神训练新兵，处理班里的事务，但到了晚上，躺在简陋的行军床上，那些血腥的画面就会如同潮水般涌来。小石头被炸碎的瞬间，刀疤脸绝望的嘶吼，石班长抱着炸药包冲向洞口的背影，栓子倒在我面前的样子……还有那些我亲手杀死的敌人，他们临死前的眼神……这一切都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听着外面不知名的虫鸣和远处隐约的炮声，直到天亮。烟瘾也越来越大，几乎烟不离手。有时候，甚至会控制不住地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