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风云初定的汉初，刘邦听闻张良要离去，心中自是不舍，言辞恳切地将他挽留，那语气中满是殷切与不舍。张良听了刘邦如此挽留之词，心中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毕竟，刘邦如今既是他对大汉的忠诚之归宿，又是他曾并肩作战、相互倚仗的明主，于情于理，都不太好断然离去。
其实，张良的心中并非没有犹豫，但那对汉朝未来深深的隐忧，却如同沉重的巨石，压在他的心头。这隐忧并非轻易能够释怀，只是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宜将心中的忧虑直白地说出来。毕竟，这涉及到汉朝刚刚建立之时所面临的诸多复杂局势，稍有不慎，可能会引发朝堂的轩然大波。
张良深知，那刘邦开国封赏之时，封了好多个诸侯王这一举措，犹如一颗深埋的种子，未来或许会带来难以预估的祸患。回想起当初田荣造反一事，那风波曾搅得天下局势再度动荡不安。当时的项羽，行事过于自负，在分封诸侯之时，并未真正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和实际。他独断专行，依据自己的喜好和功绩来分封，许多诸侯心中本就有诸多不服。
那时，齐王田荣原本就对各路诸侯的封赏心怀不满，加上他本身野心勃勃，在韩王成被杀、项羽又在齐国大开杀戒、到处屠城的残暴行径刺激下，田荣终于举起了反抗的大旗。而韩王成，本是韩国正统，却在项羽的摆弄下命运多舛。项羽封郑昌为韩王，让郑昌抵御韩王信——这位追随张良一同随刘邦入关，而后又东出参加楚汉战争的英雄。
说起这位韩王信，也就是和那个大名鼎鼎的齐王（后为楚王）韩信并非是同一人。韩王信乃是韩国宗室，他带着对恢复韩国的满腔热忱，追随着张良来到刘邦麾下。在汉中之地，他参与了刘邦的军事谋划。在那场决定命运的楚汉战争中，韩王信更是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智谋。他自告奋勇，主动向刘邦请缨，要求去收复韩地，为刘邦的帝王之路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邦当时或许只是出于鼓舞士气、稳定局势的考虑，在韩王信出发之际，便许下承诺，说若他能成功收复韩地，便封他为韩王。这一承诺，仿佛一盏明灯，照亮了韩王信前行的道路。而项羽那边，派遣郑昌为韩王的初衷，自然是为了抵御韩王信，巩固自己的统治。
汉高祖二年（前205年）的战场上，硝烟弥漫，血流成河。韩王信率领着他的军队，在艰难的环境中奋勇作战。阳城之战，他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卓越的领导力，成功地攻克了阳城。这一关键战役的胜利，使得韩王信的威望在韩国旧地迅速传播开来。郑昌在韩王信的强大攻势下，最终被迫投降。至此，韩王信成功收复了韩国旧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刘邦对于韩王信的功绩自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在收复韩地的胜利面前，他信守承诺，正式封韩王信为韩王。自此，为了与齐王（后为楚王）韩信相区分，史书中便称他为韩王信。
后来，郦食其曾出了个馊主意，他建议刘邦尽复六国后裔为王，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帮助刘邦攻打项羽。刘邦听信了此计，想要依此行事。然而，张良却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他深知，此时天下刚刚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百废待兴，百姓渴望安宁。若此时再分封诸多王，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各路诸侯互相争斗，百姓又将陷入无尽的苦难之中。于是，张良坚决制止了刘邦这一鲁莽的举动，用他的智慧和勇气，将刘邦从错误的道路上拉了回来。
而在合围项羽的关键时刻，局势迫在眉睫，刘邦为了稳住人心，不得不封了韩信和彭越为王。但张良心里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在当时，他本人对于这种封王的举动，也并非是心悦诚服，更多的是一种虚予委蛇的手段，希望能够在复杂局势中，暂时维持住各方的平衡。
可谁能想到，天下大定之后，刘邦又一次做出了分封异姓王的决策。那时候，刘邦为了封他二哥刘仲及私生子刘肥为王，兴致高昂之下，又在仓促之中分封了好几个异姓王。张良当时虽然觉察到了不妥，但却根本没来得及阻止。
然而，张良虽然心中隐忧不已，但他却不敢轻易表露。他太清楚刘邦此时心中的状况了，在没有迫切的要求且事态没有发展到不得不解决的地步时，他若是贸然提出这些担忧，反而会被认为是心怀不轨，有离乱君臣、挑起祸端的嫌疑。谁也不愿意重蹈自己上书项羽告发田荣之事的后尘啊！那次经历，让他深知朝堂的复杂与险恶。
于是，张良怀揣着满心的隐忧，既不能一走了之，那只会让自己与刘邦的距离渐行渐远，朝堂的局势也可能因他的一时疏忽而陷入混乱；也不能对这方面有所作为，否则可能引火烧身，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样的无奈与纠结之下，张良思索片刻，还是决定先远离这复杂的朝堂纷争。他对刘邦说道：“陛下，我近日心中有些杂念，欲往玄门静修一番。据我师父黄石老人所言，玄门内还有几位久未得见的师叔。我想借此机会，前往玄门拜访，求得一番心境的安宁，也为大汉的命运冥冥中祈福。待我心灵澄澈之后，定当归国，全心全意辅佐陛下。”
刘邦听闻张良此言，心中虽有不舍，但也明白张良此次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他不想让张良为了这朝堂之事而心生烦恼，影响自身的修行。况且，他也觉得，或许给了张良一些时间空间，自己也能在这期间更清楚地看清局势，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因此，刘邦还是同意了张良的请求。
有了这样的安排，张良便收拾行囊，缓缓离开了那繁华而复杂的朝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远离了尘世的喧嚣，遁入玄门之中，寻求内心的宁静与智慧。那一位英明神武的帝王刘邦，便暂时失去了张良的辅佐。
也正是在这段张良不在身边的时间里，风云突变。汉高祖六年（前201年）九月，广袤的北方草原上，匈奴冒顿单于羽翼渐丰。这个野心勃勃的单于，觊觎着汉朝的锦绣河山，率领着他的铁骑大军，挥舞着寒光闪闪的利刃，气势汹汹地引兵攻打太原。一时间，战火重燃，汉朝的边疆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
在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汉朝刚刚经历了多年战火洗礼，百姓渴望安定的生活，国家急需休养生息。然而，新生的汉朝面临着重重隐患，各地的异姓王势力割据一方，犹如潜藏在暗处的不安因素，让刘邦这位年轻的帝王忧心忡忡。
在这些异姓王中，韩王信尤为突出。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干，在过去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威望颇高。刘邦虽对他颇为倚重，但心中的担忧却与日俱增。尤其是当目光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时，刘邦意识到韩国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意义。它北近洛阳，那是一座承载着无数荣耀与威严的历史名城，是汉朝政治、文化的中心之一；南近宛县，这里是商业繁荣之地，各地的物资汇聚于此，对经济的支撑至关重要；东近淮阳，淮阳地区水路与陆路交通皆极为发达，是连接南方与北方的重要枢纽，掌控着物资流通的关键脉络。
刘邦深知，韩王信这样的将才在这样的重要之地，若起叛心，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防患于未然，同时又能合理利用韩王信的军事才能来防备外敌，刘邦苦苦思索着对策。最终，他以防备匈奴为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韩王信的封地由韩国改为太原。太原，虽地处北方，但在当时的局势下，刘邦认为这里更便于控制韩王信的行动，同时也希望他能承担起防御匈奴的重任。
韩王信接到刘邦的诏令后，心中虽满无奈，但也明白大势已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作为臣子，只能服从君主的安排。于是，他只得黯然就藩太原郡，肩负起守备汉朝北部边境的重任。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不久后，匈奴那如狼似虎的侵扰再次打破了汉朝边境的宁静。匈奴军队如同狂风般，多次南下入侵汉朝边境。这一次，他们的目标直指太原郡。这片本就饱受战乱之苦的土地，再次陷入了无尽的动荡之中。
太原郡的治所晋阳县，虽然也是重要的城池，但与边境相距较远。这一地理劣势，使得韩王信在面对匈奴的频繁侵扰时，常常力不从心，难以做出及时的反应。眼看着士兵们在边境与匈奴苦战，百姓们在战火中流离失所，韩王信心急如焚。
经过深思熟虑，韩王信决定向刘邦请求，将王都从晋阳县迁到距边境较近的马邑。他深知，只有在更靠近边境的地方，才能更有效地抵御匈奴的入侵。幸运的是，长期征战、疲惫不堪的刘邦对韩王信的请求表示了同意。
得到刘邦的同意后，韩王信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前往马邑。他亲自整军备战，加固城墙，训练士兵，积极防备匈奴的再次侵扰。在他的努力下，马邑的防御逐渐稳固，成为汉朝北部边境的一道重要防线。
可命运的捉弄并未就此停止。不久之后，匈奴冒顿单于率领着如潮水般的大军南下了。这支匈奴大军，气势汹汹，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将马邑城紧紧地包围得水泄不通。马邑城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匈奴的呐喊声和马蹄声在城外回荡。
韩王信深知自己孤军奋战，难以抵挡匈奴的强大攻势。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他万般无奈，只得采取了看似两全其美的策略。一方面，他派人疾驰前往长安，向刘邦求救，盼望着刘邦能派遣大军前来解围；另一方面，他又派出使者与冒顿单于求和，试图以妥协来换取一条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