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太乱，还品不出味来……”
借着假曰，李克载继续“寻访高人”，今天他找的是龙门学院山长李方膺。李克载有心找全西行三贤，可宋既被贾昊请去了印度，任西洋大都护府长史，就只剩下李方膺。
原本李克载对这位早年的白衣山人没抱多大希望，毕竟此人专长的只是政学理论，没什么实际经验，可李方膺一开口，就把他吸引住了。
李方膺道：“治国各有各的味道，那也是各国独有的料配出来的，但独料之外，也有许多根底相同的共料，殿下还记得在下所着的《欧洲政制通论》么？”
“呃……大致还记得……”
李克载有些难为情，这本书是学院进士和通事等科的基础教材，但同时又是皇室学堂的教材，四年前，李方膺就在皇宫里讲过这本书，这几年来，李克载满心都扑在军学上。问他欧洲海军情况，他是一清二楚，问他欧洲政体细节，他就只能干瞪眼了。
“欧洲各国行封建，论政制完备，还数不列颠，粗观之下，竟与我英华相似。”
“国王在五百年前就受限于《大宪章》，未经一国公意认可，不得新增赋税。议会在军国事上与国王分权，更有立法之权。不列颠法司以民约为神意，自得一权。”
“我大英开国，放眼寰宇，西学东渐，因此国人有言陛下建政，东西两院如不列颠上下议院，《皇英总宪》犹如不列颠大法，法政两分，正是仿不列颠之制。”
“我大英如此建政，就如欧罗巴诸国一般，是有共料的，不列颠人洛克在《官府论》中所言已是欧人共识：法权、治权和外事权，这三权应分开。法权在民，以议会担之，治权在朝堂，以君王领官僚担之，外事权也在君王手中。”
“分权非是外学，我华夏自古以来，都懂分权制衡。若论分权之思，我华夏是后进，但论分权之术，我华夏足以当欧人之师。只是我华夏自先人之世起，权之根本就系于帝王万世一统，也就是在本世，陛下以《皇英君宪》确立君民之权，分权才能分到根本上。”
听到这，李克载皱眉，正要说话，李方膺又来了个大转折。
“但我华夏就必须效仿不列颠，处处求同么？当然不是，不列颠乃孤岛，小国寡民。不列颠与隔海相望的法兰西、西班牙等国，在政制上都各有不同，由此可见，分权是根底，但具体怎么分，就得看各方水土各方人的不同。”
“现今我朝是将权分作四处，除了治权和外事权，法权还另分为立法和司法两权，司法也就是法判。此外，东西两院也非欧人议院，只掌部分税权，同时有部分法权，法权更多在陛下和朝廷手里。”
“如此建政，自是源于我华夏独有的水土。我华夏幅员万里，风貌相异，人丁亿万，族类庞杂。本朝建政虽要去掉儒法之一，但还必须维系国家之一，因此化异为同之力，远远大于外争之力。分权就不能是几足鼎立，而必须以一为砥。”
李方膺说到这，李克载终于找着了插嘴的机会，问：“那就是说，我们英华还得以官僚治政，容官僚党争么？”
李方膺摇头：“官僚治政或许，官僚党争则不然，为何？因为陛下建政还未功成圆满啊。”
想到范晋所言，李克载有些明白了。段老夫子说本朝为今人之世，算算也才二十来年，新旧还未交替完，国家政制还远远没有成熟，所以才会出现诸多乱相。
而说到官僚党争并非一国主旋律，李克载又想起了之前唐孙镐的话，心道原来这只是开始，接下来还不知会引出哪些力量继续争下去。
只有政制完备后，党争才会消散，不，不会消散，父皇说过，不争则不动，不动就是一潭死水，要的是流水不腐，因此相争就必须循道而行。
于是李克载问，本朝完善的政制又该是什么样子。
李方膺摊手：“只有以大智慧抱定仁心，步步为营，依影绘形，才能凝出新制，历来鼎革都是如此，岂能将黎民社稷当作白纸，任意涂抹。”
大智慧？仁心？那帮党争的家伙就跟猪仔在烂泥里打滚一样，一点也不顾及形象，还指望他们有这两样东西？
李克载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表达了自己对高居庙堂那帮官僚德行艹守的不信任。
李方膺叹道：“殿下啊，你怕是对薛陈等公，乃至对治政和党争有所误解……”
“殿下也知，薛公少时以行医为志，得遇段国师后，潜心向学，深得天道之学的精髓，不仅助段国事完成天道诸论，还曾着《分合论》，本朝地方分权诸策，多出自薛公之论。而后薛公更涉深林，越荒原，将明清时游离于华夏内外的苗瑶僮侗土司以及藏蒙等族汇入英华，其功酬以首辅，一点也不为过。”
“正因此事功，薛公才坚持要以官领商，汇异为同，凝成华夏。我英华未来是人人皆士，以科举选官，又非往曰脱于民籍之士，薛公才认为，此举非为伸张官权，为官谋利。”
“再说陈公，此公虽出身旧清，还是恂亲王心腹幕僚，但那关系在二十年前也已断了。论天道之学，陈公还在薛公之上。他借工商之力，破开旧势，为我朝舒筋活络，也是居功至伟。若不是这出身，他还有与薛公争首辅的资格。”
“也因陈公所为，对工商之力和资本之利认识得更深，因此更强调工商一面。而他聚商部和中书等部官员，自成一派，也非为权位，而是坚持他的治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