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儿童节。
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带着方星河作品来到病房，给病重卧床的父亲一字一句念诵，最终得到了巴金先生艰难口述的盛赞。
当天，新民晚报便刊登了老先生的溢美之词。
“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今天听小林念了方星河的作品，很欣喜，如获至宝。
一篇中学生作文值得怎样的盛赞？
这要从它所传达的精神讲起。
庸人‘顺天知命’，而我们华夏儿女历来追求‘逆天改命’，这个认识很好，方星河小朋友能有这样的认识，更好。
青少年一定要有抗争精神，我活得很痛苦，常常提出要安乐死，但是我也常常鼓起勇气，对小林她们说：我现在要为你们而活着。
我仍在抗争，不那么坚决地、也不那么勇敢地抗争。
你们还不到我的程度，所以你们更要学会抗争，不要被吓住，不要止步不前。
方星河的思想和文字跨越时间长河与我共鸣，相信也能与你们共鸣，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
以后，我也要经常听小林给我念他的新文章，出一篇，听一篇。
到了我如今的阶段，再没有什么能比出现一个优秀的文坛新人更令我感到欣慰，今天心情激荡，病痛似也少了些许，谢谢你们，也谢谢方星河。”
很简短，也并不华丽，但这是巴金，病重后一直住院的巴金。
近现代华夏文学史中的大师就那么几位，鲁郭茅，巴老曹，巴金先生是唯一在世的一位，他的分量可想而知。
并且，撇开政治地位和文学地位不提，老先生本人的品格和德行也深受敬重，一句话顶别人一万句。
所以当新民将巴金先生的感言发出来之后，坊间舆论一片“哗然”。
哗然的具体原因是：大多数人都不理解方星河凭什么。
不理解，那就重新再看。
当权威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形成冲突时，这个时代的人，更习惯于从自身去寻找原因。
于是，有很多原本没有看《知而不顺》，又或者看得不甚仔细，只是跟风讨论现象的媒体人和读者，开始重新审视这篇文章。
重视和不重视，得出的一定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很快，便有人带头“反思”，也有人站出来为方星河“鸣冤”。
鄢烈山第二天便在南都报上刊登了新文章，跪得那叫一个快。
他如此写道：“我一直在强调，方星河没有错，错在体制。
我也从未讲过，方星河的文章不值一提。
正相反，单看文章本身，方星河的水平是走在时代前列，且已具备些许大家气象的。
上一篇报道我没有在文学方面展开，导致了很多误解，现在我要明确地讲——
在不考虑因为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个人性格的前提下，方星河是我们能从学生中挖掘出来的最顶级的文学天才。
这一点毋庸置疑。
任何一种不讨论他的影响反而去质疑他的才华的声音，都是轻浮的高高在上的不尊重基本事实的妄言，我将其视为这个时代的噪音。”
被归类为“噪音”的宋祖德刘信达等人，顿时灰溜溜的缩阳入腹，萎了。
但是记者并没有放过他们，而是马上冲过去做二度采访，提问很是令人难堪。
刘信达怂了，含糊回道：“这里面恐怕有什么误会，友人给我看的那篇文章，居然不是方星河的原文，我也是受人蒙蔽……”
记者追问：“所以，你承认方星河的水平很高吗？”
“额……这个……这个嘛……我还没有看到真正的文章……”
“我这里有，你现在需要看吗？”
“啊？啊……我还有事，对不起，麻烦让让……”
刘信达支支吾吾落荒而逃。
而宋祖德就很刚，他硬着头皮回道：“我看文章，从来不关心文字好坏，我只关心它的社会影响！我有我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鉴赏标准，这就是我，一个永远敢于说真话的文学批评家！”
记者自然没有放过他，继续追问：“所以，你是否还坚持认为这是一篇狗屁不通的中学生作文？”
宋祖德脑门上也冒汗了。
坚持吧，跟大师唱反调，非得被文学界那帮人生撕了不可；不坚持吧，难道要对一个小屁孩道歉？
想了又想，最终，他选择了一种极其委婉的认怂方式。
“通不通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评判它，基于道德或者基于文学或者基于影响的正负，得出的结论肯定不一样。我认为巴金老师的点评有道理，但我也有我的角度，总之，祖德是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诗人，对了，你们要不要听听我的诗？”
记者：？？？
你是不是有病？
当然不是，这货只是格外不要脸罢了。
可惜，不要脸也躲不掉，虽然记者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采访出来，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他们几个变成公众眼中的跳梁小丑。
新报道一经刊出，这几个货被骂惨了，连带着之前的刊载报社也挨骂，很多读者打电话批评他们不负责任、哗众取宠、水平低劣，闹得全社上下灰头土脸。
这一次，不给几个内部处分，怕是交代不过去了。
什么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
此刻便十分生动。
而“挺方派”，顿时扬眉吐气，鼓起胜勇追穷寇，对“倒方派”进行了全面清算。
今天，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打回去！
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要告诉别人，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省流：又是一场媒体人的狂欢。
啊不对，那可不止是媒体在狂欢，现实里的三中也愈发躁动。
只要方星河敢走出教室，马上会被围观；
不出门也没有用，屁大点个书桌，天天被漂亮姑娘们塞得满满登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