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征柳城后，何夔提出\"核之乡闾，显忠直之赏\"的选官法，在东曹府设立\"乡评簿\"，记录士子德行。他亲自走访郡县，见有孝子贤妇，必提拔任用，而\"行不由本\"者，即便有名声也不予录用。曹操称赞：\"使天下自治，吾复何为？\"
魏国初建，他任尚书仆射，与凉茂共辅太子。每月朔日，必正冠礼服面见曹丕，即便太子设宴相邀，也以\"国有常制\"拒之。某次，曹丕欲赏赐他珍玩，他却回赠《尚书》一卷，上有批注\"俭以养德\"。曹丕虽感无趣，却不得不敬重其为人。
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右北平的山谷中，邢颙对田畴说：\"黄巾之乱二十载，民厌乱矣。曹公法令严整，必能拨乱反正，吾当先往。\"田畴望着他的背影，叹道：\"子昂，民之先觉也。\"他归乡后，为曹操担任向导攻略柳城，熟知地理的他，带着曹军走\"卢龙塞\"旧道，比预计时间提前三日抵达，为破乌丸立下奇功。
在平原侯曹植府中，邢颙以礼防闲，曹植宴饮过度，他必正色劝谏；曹植欲赠他珍宝，他却道：\"侯家丞，当以道义辅君，非以珠玉结好。\"连刘桢都劝曹植：\"家丞乃北土之彦，愿君侯重其秋实，勿贪春华。\"曹植虽敬其才，却难耐其严，终至不合。曹操得知，反而提拔他为太子少傅，对曹丕说：\"汝师邢颙，可教汝为君之道。\"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密询太子人选，邢颙直言：\"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五官将仁孝，宜承正统。\"此时，临菑侯曹植正是他的兄女婿，却丝毫不避嫌，所言皆据《春秋公羊传》\"立嫡以长\"之义。曹操拍案称善，却也担心他太过刚直，劝道：\"子昂，直而能温，方为上德。\"他却答：\"臣知直道难行，然不能负孔子之教。\"
曹丕即位后，邢颙任太常，仍保持\"刚简能断\"的作风。他主持修订礼仪，每一条都引经据典，连宗庙祭祀的方位、祭器的摆放，都亲自核查。黄初四年（223年）薨逝时，百姓自发罢市三日，送葬队伍绵延数里，有人哭道：\"邢太常在，吾等知礼义也。\"
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在官渡战场凭吊鲍信，转身对鲍勋说：\"汝父为吾捐躯，汝当承其志。\"鲍勋跪下，腰间的獬豸玉佩叮当作响：\"愿效父忠，死而后已。\"在魏郡西部都尉任上，太子郭夫人弟盗官布，曹丕数手书求情，他却逐条列出律法：\"盗官物者，弃市，此汉律也，殿下岂欲坏法乎？\"最终，罪犯伏诛，他却在曹丕眼中埋下嫌隙。
黄初三年（222年），曹丕欲出宫射猎，鲍勋拦住车驾，手中奏表被风吹得哗哗作响：\"陛下在谅闇之中，当修孝治天下，岂可行驰骋之事？\"文帝撕毁奏表，执意出行，途中问侍臣：\"猎与乐孰优？\"刘晔逢迎：\"猎胜於乐。\"鲍勋却抗声反驳：\"乐以和民，通神明，化万邦；猎以伤生，违天时，失民心。昔鲁隐观渔，《春秋》讥之，陛下欲效之乎？\"并弹劾刘晔佞谀，气得文帝当场罢他为右中郎将。
黄初六年（225年），鲍勋因孙邕违规一事被构陷。邕在营垒未成时\"邪行不从正道\"，刘曜欲推究，鲍勋以\"堑垒未成\"解止。后刘曜有罪，勋奏绌遣，曜却密表勋私解邕事。文帝震怒，以\"指鹿作马\"的罪名欲置之死地。廷尉高柔等重臣联名求情，提及\"勋父信有功於太祖\"，文帝却怒道：\"勋无活分！\"临刑前，鲍勋望着洛阳城的方向，想起父亲鲍信战死时，手中仍握着曹操的将旗，苦笑道：\"忠信获罪，此天也，非人力也。\"他死后二十日，文帝驾崩，临终前对司马懿说：\"吾悔杀鲍勋矣。\"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鲁阳山的贼窟里，司马芝抱着母亲痛哭，贼人的刀刃在火光中闪烁。\"母老，唯在诸君！\"他的声音哽咽，却充满坚定。贼首凝视良久，叹道：\"孝子也，放之！\"他以鹿车推母南下，在荆州躬耕十年，却始终手不释卷，夜晚借月光读《汉书》，露珠打湿书页，他便用衣襟擦拭，唯恐污了文字。
菅县的公堂前，司马芝怒视郡主簿刘节：\"汝宾客为盗，今调为兵，敢藏匿者，罪同！\"刘节仗着宗族势力，将兵丁藏匿，他竟驰檄济南，历数刘节\"纵客为盗，阻挠军兴\"之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竟让刘节代行，青州百姓听闻，编歌传唱：\"郡守为兵，郡主簿充役，司马芝治，豪强惧。\"
在广平令任上，贵宠刘勋多次请托，他\"不报其书，一皆如法\"。后勋以不轨诛，交关者皆获罪，独司马芝以公正获誉。曹操路过广平，见百姓安居乐业，赞道：\"使天下县令皆如司马芝，吾何忧哉？\"
有人盗官练置都厕，吏疑女工，欲严刑逼供，司马芝却阻止：\"若不胜掠，或至诬服。昔于定国治狱，罪疑从轻，此先代之法也。\"他主张\"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最终释放嫌疑人，后来真盗落网，众人皆服其明。
在河南尹任上，内官欲通过董昭请托，昭竟不敢开口，对来人说：\"司马芝如明镜，吾不敢污其清。\"他治理河南十年，\"抑强扶弱，私请不行\"，离任时，百姓凑钱为他立碑，却被他阻止：\"吾效商鞅治秦，唯求法行，非求名也。\"
崔琰的\"以死守之\"，是儒家\"舍生取义\"的践行；毛玠的\"清公素履\"，是法家\"公正无私\"的坚守；鲍勋的\"抗辞直谏\"，是史家\"董狐之笔\"的延续。他们虽学派不同，却共同坚守\"直道而行\"的信念，在曹操的霸术与儒家的仁政之间，寻找平衡。崔琰的谏言如剑，毛玠的典选如秤，鲍勋的抗旨如钟，共同奏响了乱世中的道义之歌。
这些名臣的悲剧，源于乱世中\"忠\"与\"权\"的冲突。崔琰死于曹操的猜忌，毛玠败于曹丕的怀疑，鲍勋丧于帝王的私怨——他们的刚直，在权谋面前显得脆弱，却在历史长河中愈发坚韧。曹操的\"唯才是举\"，虽重用他们，却也因权术需要而牺牲他们；曹丕的\"代汉自立\"，更需要顺臣而非直臣。正如鲍勋临刑前所说：\"直臣难活，非死于法，死于势也。\"
司马芝的恤刑，开魏晋律法\"重实证、轻刑讯\"之先河；何夔的宽政，为新附之地的治理提供范本；徐奕的威信，证明\"不言而信\"的治世之道。他们的施政理念，如\"崇本抑末先德后刑\"，被写入《魏律》，影响后世千年。即便在易代之后，他们的事迹仍被载入《通典》《文献通考》，成为官吏的必学典范。
当我们回望这些曹魏名臣的宦海生涯，眼前浮现的是一群在乱世中挺直脊梁的士人。崔琰的谏言，是黑暗中的闪电；毛玠的典选，是浊流中的清泉；鲍勋的抗旨，是沉默中的惊雷。他们的仕途充满荆棘，却始终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己任，即便身遭不测，也要在历史上留下\"直道而行\"的印记。
这些骨鲠之臣的故事，是一部关于理想与现实的启示录：在权力的漩涡中，保持清醒何其艰难；在乱世的泥淖里，坚守道义需要何等勇气。他们的失败，是个人的悲剧，却是时代的光荣——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曹魏的朝堂不仅有权谋争斗，更有一股清正刚直的风气，如同夜空中的星斗，照亮了汉末的黑暗，也为后世的士大夫树立了精神标杆。
千百年后，当我们读到崔琰\"以死守之\"的奏章、鲍勋\"猎胜於乐\"的抗辞，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刚正之气。这，正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宁折不弯，宁死不屈，只为心中的道义与苍生。曹魏骨鲠名臣的传奇，终将与历史长河同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永不褪色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