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上李仰松先生的《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课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份了。
这门课程，如果放在后世，应该叫着人类学或者民族学了。
而这个年代则不提人类学这个说法。
这门课，原本是林耀华先生讲授的，不过那是五十年代。
那时，北大考古专业的课程大部分都是从外面聘请教授开课。
北大自己的教授，也就俩，宿白以及阎文儒两位先生，就连苏秉琦先生都从考古所借调到北大担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北大自己培养的学生慢慢成长起来，可以授课了。
比如邹先生，就是59年开始接替郭宝钧先生讲授商周考古。
当时，严文明先生，吕遵锷两位先生也都已经留下担任讲师。
此外还有李仰松先生。
李仰松先生是50年开始进入北大考古专业读书的，比吕尊锷先生(49年)晚一年，比严文明早两年（53年），之前去严先生的课堂蹭课之后，苏亦才知道这位先生是跟粤博的杨式挺先生是同班同学。
难怪严先生会对自己的论文情况有了解。
应该是杨式挺跟严文明两位先生通信的时候，曾经聊起自己的情况。
严先生是杨式挺先生他们那一班，唯一一个留校北大的学生。
还是北大考古专业唯一一个研究农业起源方向的师长。
从这点来说，杨式挺跟严文明两位先生的私交比苏亦了解的还要深厚，难怪严先生会对自己的情况那么清楚。
也难怪他会任由自己在他的课堂上瞎胡闹。
除此之外，北大诸位师长是同班同学的还有李仰松跟俞伟朝两位先生。
他俩都留校北大。
所以，邹先生，吕尊锷，李仰松，俞伟朝四位先生都算是北大考古专业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师资力量，这四人在各自的领域上都是绝对的权威。
实际上，新石器时代考古这门课程，就是李仰松跟严文明两位先生轮流讲述的。
然而，就跟严先生在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时候偏向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一样，李仰松先生也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民族考古。
民族考古就是他的专业领域。
李仰松先生跟民族考古结缘，跟他当年担任林耀华先生助教的经历是有关系。
可以说，李仰松的民族考古的启蒙者，就是林耀华先生。
那么林耀华又是什么人呢？
这位是中国民族学的创始人之一，跟费孝通齐名，1978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还担任首任所长。
李仰松是学考古学的，又深受林耀华这样的民族学大佬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李仰松先生会成中国民族考古学创始人之一。
这种由助教变成主讲的方式，在北大很常见，比如吕遵锷先生早年间就是裴老的助教，现在也讲授旧石器时代考古。
上这门课程之前，苏亦做了不少的功课。
基本上把近现代从事中国民族学以及民族考古的学者都差不多捋了一遍。
从第一个提出民族学这个名词的蔡元培先生开始，到着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这位先生是我国最早注意到运用民族学材料解释考古遗物的学者之一。
此外，连卫聚贤也没有落下。
卫聚贤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也是国内最早研究考古学史的学者之一。
早年他去山西创立大学的时候，就曾经邀请王国维先生去教书，婉拒之后，静安先生第二天就投湖了。
甚至，这位先生跟北大不少师长关系都不错，比如，周一良先生早年在青岛的时候就曾经住过卫聚贤先生的家。
这事，一般人都不知道。
同样，以前卫聚贤在重庆的时候，没事干就喜欢去找汉墓研究，同行者还有郭沫若先生，这两位的有过交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
恰好，苏亦就知道了，因为他前世就是研究这些考古学人的生平。
甚至四十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如夏鼐、曾昭燏、冯汉骥等人都提倡用民族学材料解释考古学遗物。
如夏鼐先生对寺洼文化的墓葬研究，“据此分析了寺洼文化的内涵，并提出将出土遗物和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以研究少数民族早期历史的方法。”
然而，以上这些先生都不算真正研究民族考古的学者。
国内真正有学者专门从事民族考古或者提出来民族考古学这一概念，是建国以后。
到了五十年代，林惠祥跟梁钊涛两位先生都算是国内最早研究民族考古的一批学者了。
原因很简单，这俩位都是人类学家。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人类学家能够研究的问题也就是民族相关的课题了。
除了林惠祥跟梁钊涛两位先生之外，还有川大的童恩正先生也是从人类学转到民族学考古的。
六十年代，冯汉骥跟汪宁生两位先生则开始运用如对云南晋宁石寨山文化的研究，首先运用考古学方法，认识到这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的地方性文化。但对这一文化所反映的社会面貌和族属等问题的讨论，正是运用民族考古学方法才使之深入，获得今日之成果。
实际上，那个时候，汪宁生先生也才开始到云南从事民族考古的研究工作没多久。
李仰松先生也是如此。
不过相比较，其他先生，李仰松跟汪宁生两位先生研究方式则不一样。
他俩是北大考古专业出来的。
研究民族考古更多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然后跟民族志做对比，相互验证。
跟汪宁生先生齐名的宋兆麟曾经把他们的研究民族考古学的方式称为民族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