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年头的政治课并非思修课，而是所谓的党史课程。
党史用的是胡华的编着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这本讲义，其实有些年头了，是胡华参与领导创建人大党史专业的时候主编的讲义。
那么胡华是什么人呢？
着名的党史专家，1978年人大复校后，还担任人大党史系主任。
这年头，不仅考古专业讲义滞后，在党史方面也滞后，直到八十年代，胡华编着的党史人物传才出版。
这种情况下，党史课程所讲的内容就可想而知。
给北大师生讲述党史，并非是北大的老师，就是这位胡华教授。估计是觉得北大的教授太推崇自自由民主，还是由人大的教授来讲授这门课比较让人放心。
所以，苏亦的党史课也是这位先生给他们讲授的。
不仅历史系可以从各大高校聘请校外老师，党史课也可以。而且，整个课程并不是以历史系开班，而是全校的研究生都要上的大课。
一个阶梯教室，两三百人都大课，热闹程度就可想而知。
不过这位先生实际上是个风流健谈之人，和他那本厚厚的书基本相反。所以国内的高校政治课由来已久，并非是九十年代才开始的。
除了党史课外，苏亦他们几个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好像也没有什么必修课了。
也不对，应该还是有的。
昨天晚上从燕东园回去以后，苏亦跟马世昌闲聊的时候才得知，宿白先生打算让他们五个研究生都去听王永兴先生开设的敦煌学。
宿白先生这个举动并非凭空而来，因为，王永兴也打算让历史系历史专业77-78级的学生选修宿白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理由就是这么课程有助于敦煌学的学习。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苏亦心中就咯噔一下，心想，王永兴先生行动力好强，这么快就找上宿白先生了。
这完全就是利益交换啊。
而且，还是光明正大的利益交换。
两位大佬在不动神色之间就把一帮学生的命运给安排得妥妥的。
就是不知道，这种交换跟他有没有关。
如果真的因为他的事情，就让两拨人多选一门课程，那事情就好玩了。
一帮本科生无所谓，多选修一门课程，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好事，百利而无一害。
其实，对于苏亦他们五人来说，也没啥坏处。
但，昨天中午在食堂愚见许婉韵的时候，这姐们还信誓旦旦地跟他说，打死也不跟他去碰敦煌学这趟浑水，甚至，听到他学敦煌学脑壳痛的时候，这姐们还有些幸灾乐祸。
苏亦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很不厚道地笑了。
不管宿白先生让他们五个研究生去选修王永兴先生的敦煌学跟他有没有关系，苏亦都不承认就对了。
这样的好事，不能他一个人独占，要雨露均沾。
就是不知道让自己当助教的事情，王永兴先生有没有跟宿白先生敲定下来。
这一切，都要等到周末去朗润园拜访宿白先生才能得知。
苏亦在历史专业这边蹭了一圈课，最终也没有把全部的课程蹭完。
比如，许大龄先生开设的清史课程他就没有去，商鸿逵先生开设的明史课程他也没去。同样，罗荣渠开设的近现代史，苏亦也没有去蹭。不是说这几位位先生讲述的课程不好，而是短时间内他搞佛教考古，还不需要这个方面的内容，或者说，他这两门课程并不是他近段时间内最为急需要掌握的知识。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段。苏亦大部分都是在外语系。
说外语系，有点笼统。
因为78年的时候，北大外语系并没有建立。
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是没有外语系的说法，只有西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东方语言文学系等三系，简称西语系、东语系以及俄语系。一到1983年，三系才合并在一起组成外语系。
到了后来，西语系又突然独立出来一个英语系，然后跟前面的三系合并在一起，组成后面的外国语学院。
只不过，后面的外语学院又拆分成一大堆学系，拆分了多少个，苏亦都搞不清楚了。
不过说到东语系的创建，跟季羡林先生有着极大的关系。可以说，东语系就是季羡林先生创建的。
其实，早在1924年，北大就决定添设东方文学系，但所谓东方文学系其实只有日文专业，由周作人担任系主任。
除很早就设有日语专业外，还于1919年即开始教授梵文课程。但由于条件所限，直到1946年季羡林先生从德国学成归国后，东语系才得以成立。
建系初期，拥有6位教师的东语系可以教授梵文、阿拉伯文、蒙文、藏文等语言。
不过现在的东语系，已经没有藏语专业。
因为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东语系藏语、维吾尔语、西南少数民族语等专业都调整到中央民院。不过还保留着蒙、朝、日、越、暹罗、印尼、缅甸、印地、阿拉伯等多种语言。
至于教授的来源就更加的五花八门了。
清华、北大、燕大、辅仁、师大这些高校，在院系调整的时候都被网罗到了北大。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东语系的老师阵容还是很强悍的。
就算是受到十年的冲击，保留下来的大牛也比历史系这个重灾区强悍得很多。
尤其是未名四老之中，东语系就有季羡林跟金克木两位，这种情况下，苏亦对东语系期待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