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摸着下巴，思索片刻：“虽这仪器奇妙，但我中华也有自己的天文历法，传承千年，岂能轻易被替代？”
利玛窦微笑着说：“我并非要替代贵国的天文历法，只是希望能相互借鉴。贵国的天文历法有许多宝贵经验，我们西方的天文学也有新的发现，相互融合，必能推动天文之学的发展。比如，贵国对天文现象的长期观测记录，对我们研究天体运行规律就有很大帮助。”
官员微微颔首：“话虽如此，但贸然引入西方之法，恐生混乱。”
利玛窦诚恳地说：“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先从小范围的交流合作开始。比如，我们可以一起观测天象，对比中西方法的差异，取长补短。这样既能保留贵国传统历法的精华，又能吸收西方的先进知识。”
官员思考了一会儿，说：“容我向上禀报，再做定夺。不过，利先生的一番话，倒是让我对西方天文学有了新的认识。”
之后，利玛窦还被邀请到钦天监，与监正和一众官员一同观测天象。
钦天监监正指着夜空说：“利先生，你看那北斗七星，我中华对其研究已久，知晓其在辨别方向和确定季节上的作用。不知西方对此有何见解？”
利玛窦观察后说：“在西方，我们也关注北斗七星，并且通过对它及其他星座的观测，来研究天体的运动轨迹。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星座，这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宇宙。”
一位年轻官员好奇地问：“利先生，那西方是如何确定时间的呢？”
利玛窦耐心解释：“西方有较为精确的计时仪器，如自鸣钟，它通过机械装置来计时，比传统的漏刻等更为准确。”
众人听后，纷纷点头，对西方天文学有了更多的认识。
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遭遇了来自传统保守势力的质疑与反对，一些人认为他的传教活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在一次文人雅集上，一位保守的儒士拍案而起，愤怒地指责利玛窦：“尔等外教之人，宣扬异教，蛊惑人心，实乃我中华之患。我等儒家学说，历经千年，教化万民，岂是尔等可随意动摇的？”
利玛窦从容应对：“我们传播的教义，与贵国的儒家思想在劝人向善、修身养性等方面亦有相通之处。我们并无恶意，只是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上帝之爱。且我也研习儒家经典，对贵国文化敬重有加。”
另一位儒士也站起来反驳：“即便有相通之处，也不可将西方那一套强加于我中华子民。”
利玛窦耐心解释：“我只是传播，并非强加。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且，文化的交流本就应是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这样才能共同进步。就像贵国的丝绸、瓷器等传到西方，深受喜爱，西方的一些知识传到中国，也能为中国带来新的启发。”
又一位儒士不屑地说：“哼，西方蛮夷之地，能有何文化值得我们学习？”
利玛窦并未生气，而是平静地说：“先生此言差矣。西方在科学、艺术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成就。比如绘画中的透视法，能让画面更具立体感；音乐中的和声，能营造出丰富的听觉效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相互交流学习的。”
儒士们听了，虽仍有不满，但也陷入了思考。
不久后，利玛窦举办了一场小型的西方艺术展览，展示了一些西方的绘画、雕塑作品。
展览上，一位年轻的画师看着一幅西方油画，惊叹道：“利先生，这画中的人物如此逼真，仿佛要从画中走出来一般，这是如何做到的？”
利玛窦笑着解释：“这是运用了西方的绘画技巧，如透视法、明暗对比等。通过这些技巧，能让画面更具真实感和立体感。”
画师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中华绘画虽有自己的风格，但也可借鉴西方之法，来丰富我们的创作。”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利玛窦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通过结交士大夫、参与学术交流等方式，努力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局面。
1601年，利玛窦终于得到机会进入北京，向明神宗进贡了自鸣钟、圣母像、西洋琴等礼物。明神宗对这些新奇的物品颇感兴趣，利玛窦也因此得以在北京定居，进一步开展传教和文化交流活动。
在京期间，利玛窦的住所常常宾客盈门，来自不同阶层的人都被他的学识和西方文化所吸引。
一日，一位年轻的学子恭敬地向利玛窦请教：“利先生，您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多新奇的知识和观念，让我们眼界大开。希望您能继续留在中国，传授更多学问。但也有人说您的学说会破坏我中华传统，您怎么看？”
利玛窦欣慰地笑了：“我愿将我所知倾囊相授，也希望能借此让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我尊重中国的传统，也相信优秀的文化是可以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的。只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就不会有破坏，只会有进步。就像这自鸣钟，它虽然是西方之物，但也能为中国带来便利，成为一种新奇的文化交流载体。”
学子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利先生所言极是，学生受教了。那您觉得，我们中国的学子，应该如何更好地学习西方知识呢？”
利玛窦认真地说：“首先要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勇于接受新事物。然后，要将西方知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盲目照搬。比如学习西方数学，要思考如何应用到中国的工程建设、天文历法等方面。同时，也要不忘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做到中西合璧，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学子恭敬地行了一礼：“多谢利先生教诲，学生定当铭记于心。”
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逝世。他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不仅传播了西方的宗教、科学、文化，也将中国的情况介绍到西方，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