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得到韩愈的推荐，贾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中第，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反而更加努力地创作诗歌。贾岛在唐文宗时任长江主簿，晚年曾任普州司仓参军，最终在任上去世。
贾岛的诗歌语言清淡朴素，以炼字炼句取胜，刻意求工。他的诗歌多写景、送别、怀旧之作，体裁以五言律诗为主，情调偏于荒凉凄苦、寒瘦幽峭。贾岛的诗歌多表达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感悟，以及对自然美景的深情抒发。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慨，以及对人生苦难的真实写照。
贾岛的诗歌继承了唐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有所创新。他的创作理念与诗歌风格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唐代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
贾岛的一生虽充满坎坷，但他的诗歌却散发着永恒的光芒，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瑰宝。
另一位与四门学有着紧密关系的任务是贺知章。贺知章在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中乙未科状元，授予国子四门博士，迁太常博士。贺知章的诗文以绝句见长，作品风格独特，清新潇洒。《咏柳》、《回乡偶书》等作品千古传诵。他还是着名书法家，与张旭、怀素并称“唐草三杰”。
唐代四门学作为当时的教育机构，为唐代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韩愈和贺知章等人的成就尤为突出，他们在文学、书法、政治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四门学的招生对象和韩愈、贺知章等人的经历来看，四门学作为唐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必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也在大唐王朝的政治、文化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但是，封建社会毕竟有着封建思想的特性，通过这些国家大学设定的招生对象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教育资源上，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命运。
唐初李渊政府设置了国家级大学，那么下设的郡县是否有学校呢？郡县的学校是否会为穷苦百姓提供上学的机会？
其实，唐初的地方学校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地方行政区域分为道、府或州、县三级，在学校制度方面，设置有府州学和县学两级，都属中学性质，府学和州学均分大、中、小三等，县学分上、中、中下、下四等。唐初李渊中央政府就命令按行政区设学校，地方学校在贞观年代发展较快，到开元年代，已有一定的制度，也有一定的规模。
府学与州学可招收经学生（“经学生”主要指的是学习儒家经典的学生）40～60名，设博士1人，助教1～2人。县学可招收经学生20～40名，设博士和助教各1人。学习内容主要是九经，通一经或有文词史学者，可经府州县长官推选，经过简试，可升入四门学为“俊士”，也可参加科举考试，由地方长官根据个人成绩和实力（有背景实力的关系户）委派相当职务。
唐初的地方学校制度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教育政策，也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为唐朝培养了大量的基层官员和文化人才。只不过这些州、县所招学生，要么是“官二代”，要么是“富二代”，因为已明确招收对象是地方官员及中小地主的子弟，穷苦百姓们的“穷二代”只能望而却步。
但是“穷二代”并不是没有学上，因为当时的老百姓有自己的“草根”学堂——私塾和寺庙。
私塾是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穷人的孩子可以在私塾里学习识字、写字、习经史、学六艺等。虽然私塾教育所需费用可能因家庭经济状况而异，但穷人孩子往往可以通过以物易物或提供劳动力来支付学费。例如，他们可以用自家产的粮食或食油或鸡蛋等，也可以捡拾柴火当作学费。还可以为私塾先生开荒种地耕作换取学费，或者为先生送粗布制作的衣服鞋袜作为学费。
在唐代，寺庙也是教育机构，穷人孩子可以在寺庙中学习，有时甚至可以免费。这些教育途径为唐初的穷人孩子提供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对他们的社会流动性产生了积极影响，因为，他们也有可能通过铁杵磨成针的精神逆天改命。这其中就有玄奘法师。
虽然玄奘法师的主要教育场所并非寺庙，但他曾在少林寺学习，后来创办了慈恩寺，对佛教文化和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玄奘法师也是《西游记》中唐僧（唐三藏）的原型。在《西游记》中，唐僧是玄奘法师的文学化形象，他性格懦弱、胆小怕事，但具有坚定的佛法信仰和慈悲心肠。小说中的唐僧形象更加丰富和戏剧化，他的故事充满了挑战和考验，最终成功取得真经。
玄奘法师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高僧，他的西行取经故事被广泛传颂。现实中的玄奘法师，俗姓陈，名祎，生于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河南偃师缑氏镇陈河村人，是中国佛教史上着名的翻译家、佛学家、旅行家，也是法相宗（唯识宗）的创始人。他以其坚定的求法意志、卓越的翻译才能和对佛教的深刻理解，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玄奘法师自幼聪颖，13岁时出家，师从多位高僧，学习《涅盘经》《摄大乘论》等经典。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法师深感当时佛教经典的翻译不够精确，许多疑问未能得到解答，于是决定西行印度，寻求真正的佛法。历经十七年的艰苦跋涉，带回大量佛经。回国后，玄奘法师主要从事译经工作，翻译了大量佛经，并创立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唯识宗。玄奘法师晚年居住在玉华寺，继续从事译经和教学工作，直至去世。
玄奘法师共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包括《大般若经》《心经》等，这些翻译作品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玄奘法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佛教学者，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西行取经之旅促进了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在唐初，尽管官学教育已经相当发达，但私塾作为其重要补充，在乡村和民间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私塾不仅为那些家境贫寒的子弟提供了宝贵的受教育机会，同时也为一些退职的官吏和科举考试未能如愿的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教授学生的平台。
在当时的社会中，私塾教师的地位颇高。其中不乏曾经担任过国子博士或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这些人在退休之后或未能跻身官场之际，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开设私塾，致力于传授知识与智慧。
私塾教育对于唐代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它不仅普遍提升了民众的文化素养，而且为唐代的文化昌盛和学术进步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人才。得益于私塾教育，许多出身贫寒的子弟得以扭转命运，最终成为社会中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
尽管唐初的私塾教育并未像后世那般声名显赫，但它在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承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正是私塾教育的存在与发展，为唐代社会的长期稳固和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高祖不仅重视教育的发展规模和教育质量，还注重教育的公平性和普及性。他命令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得更多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才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从而增强了社会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高祖李渊在建立唐朝后，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广泛选拔有才能的人才，而科举制度是当时最为公平和有效的选拔方式。通过科举改革，李渊旨在打破世家大族对官场的垄断，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同时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在李渊统治时期，科举考试主要涵盖秀才、明经、俊士和进士等多个科目。其中，进士科尤为重要，其考试内容颇具挑战性，要求考生拥有广泛的知识储备和卓越的表达能力，和当今的公务员考试极为相似。
为了进一步提高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李渊政府明确规定士人可以“投碟自应”，使得下层寒门子弟也能够“自举”，即无需经过地方长官的审核便可直接报名参加科举考试。
此外，科举考试和录取逐渐形成了长期推行的制度，每年举行一次。合格后的士人将成为官员储备力量，这一制度化的考试和录取方式不仅提高了选拔人才的效率，还为唐朝培养了大批量优秀官员。
实际上，唐高祖李渊的治国理念与实践深受其个人经历的影响。这些经历不但塑造了他的政治观念，也为他推行法律治国和教育强国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法律治国方面，李渊在隋朝末年起兵反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法律的重要性。建立唐朝后，他废除了隋炀帝的诸多苛政，通过修订唐律，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律治国的重视。唐朝建立了包括律、令、格、式在内的完备法律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与李渊的个人经历和对法治的高度重视密切相关。
至于教育强国方面，李渊出身于贵族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隋朝末年，他意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在建立唐朝后，他积极发展教育事业，设立太学并扩大教育规模。李渊的教育政策不仅为唐朝选拔了大量人才，还为后世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彰显了他教育强国的远见卓识。
李渊的个人经历，从出身贵族家庭，到起兵反抗隋朝，再到最终建立唐朝，这一系列历程使他深切体会到法律和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他所推行的法律治国和教育强国政策，既是对隋朝相关法律和教育制度的承继，也是根据唐朝的具体国情进行的创新与完善。
凭借这些举措，唐高祖李渊为唐朝的繁荣与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中国历史发展贡献了珍贵的经验与教训。然而，他在唐朝建立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儿子的辉煌成就所替代，使他成为了一生功绩被儿子所掩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