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柜坊经营不善，昨日他已经有所预见，反正他也没有一万贯钱往里边存，而且就算存的这些也要在近日陆续光，之后这柜坊经营成什么样，他才不在乎呢。
“昨日所见王元宝也非庸人，况且其人并无世祚相传，凭贩利致成豪富。但今观其洛阳所为，却是拙劣技穷，你知是为何”
张洛心中还有些不解，又望着魏林询问道。
“此事我也问于市署同僚，听他说王元宝之所以不计成本的豪掷钜万在南市造设柜坊，所贪图还并非只是市中人家存钱入柜的抽佣，更重要还有来自江南的租物！”
魏林的态度还算诚恳，在得知自己的建议有可能给雇主造成损失后也在想办法进行补救，昨夜几乎腆着脸拜访了所有他能找到的市署同僚，将王氏柜坊的内情详细的打听了一番。
“江南租物”
张洛听到这话后心中不免更加好奇，这王元宝区区一介商贾，居然敢插手大唐的赋税体系
魏林点了点头，然后又低头将自己所打听来的内容稍作梳理，而后继续说道：“江南地远，凡所贡赋物料的输给皆需仰仗河渠漕运。庸调还算轻物，租物运输便非常的艰难……”
唐代在施行两税法之前的主要赋税方式就是租庸调，其中庸、调所收取的都是纺织品，绢布丝麻之类，而租则是收取粟米粮食作物。
但是在古代这种物流运输条件下，想要运输大宗的钱货物品难度实在太大。
张洛之前积攒下两千多贯的钱帛都愁的不知该怎么存储和运输，一个国家的赋税物资运输那就更不用说了，哪怕举国之力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尤其赋税的征集收取和运输进奉又有着比较严格的流程和时间的限制，也就使得漕运在唐朝一直是一个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距离统治核心路程遥远的江南地区就产生了一个折中的方法，那就是收取租物的时候用布来代替本该缴纳的租米，毕竟布的运输难度要比粟米粮食小得多。
《史记》中都有“千里不贩籴”之言，时下更有“用斗钱运斗米”的说法，足见漕运成本之高。
江南以布折租的做法倒也不是唐代首创，早在南朝便有此渊源。但布终究不是法定的租物，所以这些布在被运抵洛阳附近后，便就地购买当地所出产的粮食，用于上缴租物。
简单来说江南不收米而收钱，到了河南再买米交差。布虽然不是钱，但在这流程中就是当钱来用，毕竟江南多恶钱，收上来也不掉。
王元宝在洛阳不惜成本的建造柜坊，所瞄准的就是充当江南租物的这些布。
这些布并不能进入官仓，而在当地采买粮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直放在运河漕船上既占用了漕渠资源、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暂时存入柜坊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江南漕运每年运来的布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若能在其中分一杯羹，自然也能赚的盆满钵满。
张洛在了解完这些后，也是不由得感叹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跟古人相比，他还是少了一点脚踏实地挖掘商机的阅历啊！
这计划听起来固然很美，但现在王氏柜坊却半死不活的尴尬维持着，显然是遭遇了困境。
果然，接下来魏林便又说道：“今春以来，河南少雨，汴渠水浅难通漕船，江南漕船仍然滞留淮南，北进还未有期。如果不能在盛夏当时由汴抵河，便难以及时在河汛之后起运东都。
因此许多人都猜测，为恐失期论罪，江南漕船或许会沿途籴买租米，今年入都之布恐怕不会太多。王元宝此番造业费甚巨，今年如果所得未如预期，这柜坊恐怕难能再维持下去。如此美业，垂涎者实在不少……”
可不是嘛，在南市如此繁华地界坐拥这么一大一片产业，即便不考虑地面上的那些华丽建筑，单单地皮就是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
不要说那些等着看王元宝倒霉的南市商贾，就连张洛在听完后都大为心动，甚至忍不住在心里暗想自己有没有可能在当中分一杯羹
同时他也越发体会到天时对于古代各行各业的影响之深，像是之前周良所忧虑洛南的隐患，还有这王元宝错判天时而投资失利、即将血本无归，天时的无常都占了很大的比重。
这一因素对人生活与各个行业影响都如此直接且重要，也怪不得古人会对所谓天命有着深深的敬畏，甚至就连帝王有时都要因为所谓的天灾示警而做出检讨，这也不是简单的迷信之说能够解释的。
唐代江南折租造布早在初唐时期便有记载，但是直到开元二十五年才有正式的诏令允许以布代租，背景是诸边军需大增、北方连年大稔以及和籴制度的大规模推广，对江南租米的需求降低但是对钱帛的需求大增，相关政策及具体影响，后文还会详细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