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商英的弹劾不过是苏轼个人，这个弹劾是把对象扩大化。董敦逸在这个弹劾上把秦观和黄庭坚两个清流扯进来，还有杨元奇。
杨元奇的事说不上什么大事，哪个高官都会有自己的喜好，在一些事情处理有偏向性，人之常情。董敦逸是旁证苏轼立身不正，这和人品有关。相应的他作为翰林学士，主持修史的事自然无法站在客观公正立场。
作为编撰的秦观和黄庭坚的史观是基于旧党，其录史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进行，有一定的主观性。华夏史官，在经历一波又一波的清洗，特别唐代一朝后，也的确少了很多客观性。
董敦逸这个奏折是非常致命的，表面上看是弹劾苏轼这群人营私结党、祸乱朝政，内里是对旧党一个全面否定。如果以旧党意识录的史是不公正的需废弃，那史书重新修编由谁来？！翰林院编撰品级很低，却清贵到让进士趋之若鹜，就在于这其实是话语权的表达。这有点类似高官半个职务秘书。董敦逸并没有弹劾史书本身，编史书的人全倒了，这和史书本身有问题还有多大差别？！作为一个御史，他的地位还够不着置喙史书本身公正性，这也不是他需要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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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祖禹作为现任翰林学士，直接把这事捅到政事堂，谁都清楚这事关乎什么，这点上让步的人很少。
同样，政事堂上苏辙和范纯仁、李清臣和邓润甫直接分成两派。
苏辙认为这些人交好正常，修史本身就会相互交流沟通，这和结党是不能等同的。杨元奇的事子虚乌有，至于苏轼把他当子侄辈，这又不是什么事？！哪怕苏轼在兵部多给了定边军一点东西，这也是因为战力提升，定边军今年在西夏战事中就斩获颇丰。
范纯仁对于结党援引的是贾易的弹劾，这事朝廷已有结论，董敦逸弹劾的是其实是一件相同的事，旧事又拿来讨论是何道理？等于朝廷任何一个决策都可以无效。
邓润甫强调苏轼因这事屡屡被弹劾，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现在旧事重提，恰恰是以往对此事处理失之谨慎。董敦逸弹劾的是另外一件事，所涉及人员不同，两者不能一概而论。
李清臣站在了邓润甫这边，又觉得这个弹劾的方向性不好，在李清臣心中，史书有问题重修就是，这是一码事，把人搞掉进而否定史书，这不是君子所为。这个时候李清臣也不会为他们说话，他对黄庭坚和秦观这类人并无好感，至于杨元奇他不熟悉，只是作为武职他能在西夏一线战事屡立战功，多少应该推恩。
翰林学士范祖禹道：“臣舔为翰林学士，黄庭坚秦观等人在任期间，尽职尽责，并无大错漏，考评历年为优等。董御史斥其狼狈为奸，臣以为是君子之交。且问这弹劾可有明确哪件具体事宜是他们狼狈？”
作为翰林学士，他说编撰职务的评定为优，这个弹劾要成议，那他这个翰林学士也到头了。
董敦逸这个弹劾暗指的是史书编写他们狼狈为奸，这又是他没说不敢说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破绽。
史书的定论实际就是新旧两党的路线之争，董敦逸为后进官员，哪怕他现在选择新党，政事堂上二对二的时候，这事没有大佬暗示他不会乱来，这意味着挑起新旧两党的大对决。
李清臣是新党现在朝堂职位最高的官员，换个其他人也许会把董敦逸叫来细问这个弹劾里狼狈究竟为何事。李清臣不会，他始终有自己的孤傲，一直如此。他认为他要这么做某种意义上和董敦逸狼狈为奸，这是副相引导御史说话。大家都有这个心思，这种场合都希望能默契配合，不说那是肝胆相照，说了那就是狼狈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