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刘舍之后，刘荣第一时间便来到了侧殿。
在侧殿的地上，是一张张棉被大小的巨大纸张，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样。
而这些字样上的内容，随便流传出去几个字，便足以在整个朝堂内外，都引发一场剧烈的政治地震！
——刘舍，猜错了。
刘荣要动的，从来不是九卿当中的某一个位置，好给未来的主爵都尉腾位置；
刘荣真正要做的，是对汉家整个三公九卿制，都来一场大范围的校正、调整。
比如：名义上是‘三公’，实际上却只常设丞相、御史大夫的三公一级，刘荣打算将太尉，从三公之列踢出去。
按照刘荣的设想，汉家日后的三公，将会是丞相、御史大夫；
以及：御史中丞！
事实上，汉家现有的政治体制，即便是在后世的新时代，也能找到对应的参照。
——丞相作为百官之首，理论上需要辅佐天子治理天下，但实际上，汉室几乎所有事物，都是由丞相府领衔，去进行具体的操作。
在后世新时代，也有这么一个位置，叫国务园（屏蔽词）。
而御史大夫，号‘亚相’，理论职责是辅佐丞相处理政务，同时还要监察百官，负责官员审核、调度。
可实际上，御史大夫这个位置存在的唯一意义，是制衡丞相。
制衡的方式，也恰恰是那句看似四平八稳的：辅佐丞相。
既然要辅佐，那就肯定要插手相府政务；
插手具体事务，自然就会分走部分针对性的权利。
至于御史大夫‘监察百官，审核官员’的职责，则是由御史大夫属衙真正的掌舵人：御史中丞去负责。
而御史中丞，便大概对应后世的纪律检查部门，以及人事组织部门。
在刘荣看来，汉家在过去，以御史大夫本人钳制丞相，又让全不同的部门，给硬糅在了一起。
说是御史大夫掌握御史属衙，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御史大夫本人几乎不过问御史大夫属衙的任何事物。
几乎所有有关纪律检查、官员调度的问题，都是
至于这么做的原因，刘荣也大概能明白。
——丞相的权柄，来自于对整个天下的治理权；
要想钳制这样一个‘权势滔天’的人物，那对立面的御史大夫，也同样要有足够分量的权柄，才能具备钳制丞相的话语权。
在过去，这个支撑御史大夫与丞相分庭抗礼、互相制衡的权柄，便是监察百官，以及人事调度、任免之权。
是；
你丞相很牛逼；
天底下的事儿，就没有你插不上手的；
可我手里的官员审查、人事调任的权利，却是你领衔的外朝之命脉！
你要是不把我当回事儿，那我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轻易动摇你的官僚系统。
说白了，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御史大夫想坏你丞相的事儿，那纯粹就是便宜之内！
这样的做法不可谓不高明。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闹成了本该支撑御史大夫拥有话语权的权柄，反而为御史中丞所掌控。
这显然不合理，也不正常。
所以，刘荣打算以丞相、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三者，为汉家的新三公。
其中，丞相职权基本不变，还是发挥国务园的效能；
但原本属于相府的关键权利：国库，却会被御史大夫间接掌控。
——相府国库的每一笔支出，都需要通过御史大夫的审核！
如此一来，失去国库财权的丞相，等于是被削弱了一刀。
至于御史大夫，虽然不再以监察百官、人事调度的权柄作为对抗丞相的资本，却能凭借手中掌握的相府命门：国库财权，从而具备对丞相精准的有效制衡。
至于御史中丞，则一如往常，肩负着官员审查、人事调度的重担，并以此权柄，成为丞相、御史大夫之外的又一制衡力量。
众所周知：三角形具有稳定性。
相比起两方相互制衡，刘荣还是更倾向于：三方互相制衡，彼此奈何不得，又绝不可能出现两家联合的状况。
丞相主政，御史大夫负责财务审核，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三方各司其职，又彼此制衡。
至于被踢出三公之列的太尉，按照刘荣的想法，其实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数百年前的春秋战国，列雄出于战事频繁的需求，发展出了太尉这一职权堪称变态的职务。
也恰恰是因为太尉这个职务权力太大，故终秦一朝，无论是统一前还是统一后，秦廷都从不曾任命太尉。
到了汉室，太尉一职虽得以‘解禁’，但比起所发挥的效能，无疑是弊端更大一些。
没办法；
太尉，作为和丞相并列的国家最高军事长官，在军事层面的权力，几可谓无穷无尽！
凡是和军事沾上边的事，就没有太尉管不了的。
甚至即便是和军事不沾边的事，也能在太尉的曲线操作下，最终和军事搭上边，并被纳入太尉可以插手干涉的范畴当中。
自有汉以来，汉家历代太尉——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条侯周亚夫，无不是才华卓绝，却又对汉家的政权稳定，形成巨大威胁的人物。
就算是三人中最本分、最老实的灌婴，也曾让太宗孝文皇帝头疼不已。
究其原因，就在于太尉权势之大、手中权柄之重——尤其是兵权之重，使得封建帝王根本无法和太尉掀桌子。
要想卸下太尉手中的兵权，封建帝王唯一能采取的措施，便是调任。
而太尉，秩万石，和丞相各为国家军事、行政最高长官。
别说是升官了——哪怕是平调，也只能从太尉调任丞相。
事实上，汉家的历代天子，也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