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仅仅只是做了个开场白，这场时间跨度明显短不了的会议，便陷入了一阵极为漫长的沉寂之中。
——垄断。
准确的说，是国营单位垄断某一大宗商品。
放在后世新时代，这尚且是一件盘根错节，需要剥丝抽茧，层层疏离的大难。
在这两千多年的汉室，难度自更是不言而喻。
就拿五年前，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关中出现的粮食价格波动，以及后续一系列动荡距离。
商人们为何要哄抬粮价？
因为更高的价格，可以让商人牟取更多的利润，赚更多的钱。
那朝堂中央为何要出手，平抑粮价？
因为稳定的价格，更有利于底层民众的生存，能更好的保护底层民众，以及社会的稳定。
双方各有所图，想要达成的目标针锋相对，遵从的逻辑南辕北辙，这便是矛盾。
而且是极为尖锐的利益矛盾。
——一方要吃人，一方要保人。
最终的结果，便不外乎：要么前者如愿吃人，更甚至吃掉后者；
要么，是后者如愿保下人，更甚至抹除前者。
但这件事对于后者——对于想要保护民众的朝堂中央而言，真正的难点就在于：商人们哄抬物价，往往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的险恶意图的。
商人们哄抬物价，从来都不会直接了当的说：我今年想多赚点钱，所以涨价了；
你们这些泥腿子乖乖掏钱吧！
而是会扯一些产量下跌、成本增高、需求增长之类的幌子，以名正言顺的哄抬价格。
——不涨价不行啊~
——不涨价就要亏本啦~
——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等诸般此类。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长安朝堂中央，还是郡县地方官府，其实都不太方便以太过强硬的手段，去镇压‘事出有因’的货物价格。
人家涨价，是有‘正当理由’的！
你官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死活不让人家涨价，还讲不讲道理了？
于是，官府只能‘讲道理’。
即：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通过抛售平价粮，来宏观调控市场。
——你高价卖，确实‘事出有因’，虽然道德败坏，但终归不犯法，我确实管不着；
可我低价卖，那也是心系天下苍生，非但光伟正，而且同样不犯法！
你乐意高价卖随你；
我乐意低价卖，你也照样管不着我！
通过这样‘讲道理’的方式，以合乎市场规律的手段，低价抛售来压制物价，是绝大多数统一政权控制物价最直接，同时也是最明智的手段。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
——当年的刘荣，原本并不打算通过官营粮米，来让少府内帑垄断关中粮食市场。
最开始，刘荣的目的，仅仅只是压下当年，隐隐有飞涨趋势的粮价；
别说是对哄抬粮价的商人们，以及背后的幕后黑手‘秋后算账’了——就连次年的粮食价格，原本都不在刘荣需要考虑的范畴当中。
至于后来，刘荣‘蹬鼻子上脸’，从最开始的平抑当年粮价，发展到稳定未来数年的粮价；
再到一劳永逸，直接官营粮米，几乎永久性平抑关中粮价，以达成对关中粮食市场的垄断——这一系列变化，其实都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如果一开始，刘荣就提出官营粮米，由官方垄断关中粮食市场，那这件事做成的阻力，很可能连先帝老爷子都扛不住！
从朝堂内外，到功侯贵戚，再到东宫、宗室——整个世界，除了没有任何发声渠道、政治话语权的底层民众，其他所有人，都会成为这件事的阻碍。
刘荣之所以做成这件事，正是因为从头到尾，刘荣都没有把垄断当做目标——至少是没有表露过这个意图。
平抑粮价，是刘荣获立为储后的第一次考试，有理有据；
清算商人，是太子储君雏凤初鸣，向天下人展露储君之怒，合乎常理。
至于后续的少府内帑官营粮米，垄断关中粮食市场，也‘绝非’刘荣早有此意；
而是先前，刘荣清算商人的时候有点‘上头了’，把人杀完了才反应过来：哎呀，关中没粮商了呀！
这可咋整？
好吧，事儿是我惹出来的，那就只能由我收拾残局了——就让少府辛苦点，代替商人们的位置，当几年粮食贩子吧。
等啥时候，关中重新涌现出一批粮商，少府再把担子卸下来，把粮食生意扔给民间商人……
没错——当年，定下官营粮米一事时，刘荣明面上的说辞，是‘由少府无限期暂掌关中粮米事’。
无限期、暂掌。
只能说，政治这门学科，极其注重语言的艺术。
就这样，刘荣以‘皇命难违’为由平抑下粮价；
又以‘悖逆储君’的罪名清洗粮商；
最后，再以‘关中缺粮商’为由，让少府内帑顺利达成对关中粮食市场的垄断。
整个过程，刘荣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理有据，合情合理，没有哪怕片刻展露出‘我要动谁蛋糕’的意图，不动声色之下，达成了自己最终的目的。
事后，即便有人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却也是为时已晚，米已成炊，只能接受现实。
从这件事——从刘荣拐弯抹角，以这种顾左右而言他，道出扯虎皮、找借口的方式，才终于达成对粮食市场的垄断，就不难看出在国家层面，达成对某一货物的全面垄断，难度究竟有多大。
毕竟难度不大的话，刘荣当年就不用那般费尽心机。
而这一次，刘荣又要由少府出面，达成对盐、铁市场的官方垄断。
由于上一次垄断粮食市场的‘前科’，考虑到既得利益者都已经产生了免疫力，再曲线救国没有意义，刘荣这次选择直入正题：朕要搞垄断！
那么接下来，朝堂中央最需要解决的事，其实和盐、铁本身都没什么关联。
——生产、运输，又或是售卖，那都是少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