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茂陵邑，孙儿，其实有些盘算，想要禀奏皇祖母。”
既然提起了皇陵及陵邑，刘荣自然也是顺着话题，想要将自己对自己的陵邑——茂陵邑的大致规划，讲给窦老太后听。
从后世人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其实很魔幻。
一个封建帝王，同自己的祖母、同样身具皇权，且年岁更长的太皇太后，谈论如何利用自己的死，以及自己死后的长眠之所……
怎么看都有些离谱。
毕竟在绝大多数后世人的固有认知力，古人，尤其是古代贵族，其实都是很忌讳谈论死亡的。
其实，别说是这距离后世两千多年的古华夏了——便是后世新时代前夜的二十世纪，除殉国、赴义之外，任何关于死亡的话题，也依旧和‘不吉利’三个字死死绑定在一起。
更有甚者，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新华夏，也依旧有不少迷信的人，坚守着这一忌讳。
最为夸张的，是某些地区的民宿，居然因为谐音的缘故，而忌用数字四！
什么买房不买四楼啊~
随礼不随四开头啊~
车牌不要含四之类，可谓是‘面面俱到’。
后世新时代尚且如此，自更别提这两千多年前，依旧处于落后、愚昧文明阶段的汉室了。
事实上，如今汉室的绝大多数民众，也同样对类似的话题讳莫如深。
而且这种忌讳，一如华夏每一个朝代：自下而上！
越是地位显赫的人，忌讳就越重！
底层农户，或许只是忌讳提及‘死’字；
到了小贵族，则是要拓展到忌讳所有和‘死’谐音的字。
再到顶尖的贵族，甚至已经到了任何含有类似意思的字眼，乃至这些字眼的谐音，都最好别提的程度。
就好比一个‘故’字，有过去、曾经的意思，却也有亡故的意思；
所以在贵族之前，这个字的运用往往会十分谨慎，不到万不得已——除非不用这个字就无法准确表达意图，且交流双方感情足够好、不会因此而产生矛盾，否则这个‘故’字，便是万万用不得的。
‘故’字尚且如此，其余诸如死啊，亡啊之类，自然更甚。
事实上，不单如今汉室——古华夏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其实都是这样的。
对于这类事的迷信、忌讳或有深浅，却也是一般无二的越往金字塔顶端，忌讳越深。
但在这个范畴之内，当今汉室，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异类。
——不同于绝大多数封建朝代：汉家的天子，从来都不忌讳谈论死亡！
如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明明是和秦始皇一个时代的人，却在死亡二字面前，保持了和始皇帝截然相反的坦然、淡然。
始皇年岁一高，就开始无所不用其极的寻仙问药，谋求长身；
刘邦晚年弥留卧榻之际，却是对因为担心被怪罪，而谎称‘我能治好陛下’的御医破口大骂：生老病死，乃天道也，你这庸医以为我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面对死亡的到来，刘邦面对的务必坦然，竭尽所能的为继承人：孝惠刘盈，以及爱子刘如意尽可能安排好了一切。
之后的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亦然。
这位实力大于名气的圣君，虽然在史书上留下了‘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污点，但在面对死亡时，也同样保持了十足的坦然。
也正是因为面对死亡时的坦然，汉文帝刘恒才能在四十七岁驾崩之时，为汉家留下一个为储二十二年，羽翼早已丰满、政治手腕早就练得无比老辣，且已经年过三十的壮年天子：孝景刘启。
除了安排好继承人，刘恒甚至好有空留下一封遗诏，告诉天下人：人食五谷杂粮，就必有生老病死，这是天道，是无法避免的；
朕德薄巴拉巴拉，一生碌碌无为、对天下没什么贡献巴拉巴拉，朕的丧葬之礼要节俭、随葬品不能有金石珠玉巴拉巴拉……
一个无法坦然面对死亡的人，是不可能以这样一种平静的姿态，一手安排——甚至是‘操办’自己的身后之事的。
只能说，在死亡这二字面前，汉家的皇帝——尤其是西汉前半夜的皇帝们，都基本做到了绝大多数封建帝王，都无法做到的坦然。
有多坦然？
——他们非但不恐惧、不忌讳，不对长生不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还能有心事想着利用自己的死、利用封建帝王死后的特殊地位，来为政权谋利！
而谋利的具体手段，便是这起于太祖高皇帝刘邦，且不断完善至今的陵邑制度。
诚然，陵邑制度的基础，是一处自皇帝即位就开始修建，一直修到皇帝驾崩——皇帝在位多少年，就不间断修多少年的皇陵。
这其中的人力、时间，以及物质成本，显然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除此之外，还有一座需要在皇帝继位后短时间内建成，并立刻容纳数以万计的‘有钱人’的城池。
要知道如今的长安城，总人口才不过三十万！
而这座能容纳三十万人的汉都长安，百分百是这个时代，整个地球上最大、最宏伟，人口密度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
这样一座长安城，花了汉家第一任少府：梧侯阳城延足足十三年的时间。
但陵邑制度当中，需要容纳自关东强制迁移过来的地方豪强的陵邑，却根本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来建造。
——太祖高皇帝刘邦，于汉五年，即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
汉九年，即公元前198年，中大夫娄敬“强干弱枝”的提议得到刘邦允准，第一批关东地方豪强、故六国贵族十万人，被强制迁入关中。
但在这个时期，汉家其实是没有余力，为这十万人专门建造一座陵邑、城市的。
毕竟这个时期的汉室，连平定异姓诸侯之乱的军费都没有，不得不通过‘印钞’的方式，即无限量发行三铢荚钱的方式，牺牲社会经济秩序来换取平乱经费。
于是，这首批关东移民，被集中安排在了刘邦的皇陵：长安附近，如寻常村落般安置在了一片区域。
到了孝惠皇帝年间，从接连不断的战火中抽出精力的汉家，才得以重启都城长安的建造工作。
到了吕太后年间——甚至是吕太后晚年，即公元前182年，长安朝堂才正式下令：城长陵。
没人知道当时的汉少府，花了多长时间建造长陵邑。
但在‘城长陵’的政令颁布之后，仅仅过了两年，吕太后便驾崩长乐宫；
紧接着便是诸吕之乱，以及诸侯大臣共诛诸吕。
等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时，长曾经散落长陵附近的关东移民，已经被长陵邑的四面墙围在了中间。
也就是说，长陵邑充其量，也只花费了汉少府两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