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
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
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李陵军且走且战，马上就要走出大山，距离平地只有四五十里；”
“匈奴军也准备做最后一搏，如果李陵军到达平原便撤军。”
“但此时汉军中一个军侯因被校尉羞辱而叛逃匈奴，并将军中无后援支持以及此时箭矢已尽的情况告知匈奴。”
“匈奴单于得知此军情后，对李陵军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
“李陵军一天就用光五十万支箭，便弃车而走，此时士兵只剩三千多人；”
“到达山谷，匈奴兵又投下垒石，李陵军伤亡惨重。”
“当夜，李陵尝试独自一人去杀了单于，但失败而回；”
“之后，又组织兵士突围，因寡不敌众，自觉无颜见武帝，便投降了匈奴。”
“三千多士兵逃回汉朝的只有四百多人。”
“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回汉朝，武帝大怒，群臣也纷纷指责李陵。”
“但是司马迁却认为李陵以少敌多，毙敌数倍于己，战功卓著，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之所以不死，是想立功赎罪以报效朝廷。”
“但是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用以诬告此战没有什么战功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便将司马迁下狱，施以腐刑。”
“后来武帝意识到李陵与匈奴的战败是无救援所致，于是派遣使者去慰问赏赐了李陵的残部；”
“过了一年多，又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带兵深入匈奴领地接回李陵。”
“公孙敖无功而返，并上奏据俘虏说李陵协助匈奴单于防备汉军。”
“于是武帝将李陵一家全部杀光。后来李陵得知此事，并告知汉朝的使者，帮助匈奴单于用兵的是降将李绪。”
“之后李陵派人杀掉李绪，大阏氏要杀掉李陵，单于将其藏于北方，等到大阏氏死后才回来。”
“匈奴单于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封他为右校王，对其十分看重，大事小事都跟他商议。”
“后元二年，汉昭帝即位。”
“辅政的大将军霍光和左将军上官桀都与李陵交情不错，于是派李陵老友任立政等三人出使匈奴，招李陵回汉朝。”
“李陵因为怕归汉后再次受辱拒绝回朝。元平元年，在匈奴二十多年的李陵病死。”
李隆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原来的身份本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吏，接受宫刑了以后，
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了，这个对于司马迁来讲打击太大，因为他的身份变了。
首先，成了一个男人的另类，他不是男人。
第二，他成了一个士大夫的另类，他不可能被士大夫的阶层所接受。
第三，他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另类，也就是说司马迁本来是个文化人，是一个士大夫，是一个读书人。
但是，他原来所归属的群体把他开除了，不承认他是男人，不承认他是文化人，不承认他是士大夫。
第二点，终生羞辱。
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痛苦的时候，说过几句非常沉痛的话。
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
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你做的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
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你被人指责的最大的过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
所以司马迁后来谈到，他在一篇很有名的书信，叫做《报任安书》，也叫做《报任少卿书》，在这个书信中间谈到他接受宫刑以后的那个痛苦。
他说是“肠一日而九回”，说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
“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坐到家里头，就精神恍惚，出去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把他的衣服，后背的衣服全部给浸湿了。
所以他觉得接受宫刑以后，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所以司马迁感到这个耻辱是太大了。
第三点，才命相违。
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李陵之祸的这个命运，让他的才和他自己的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所以他说他自己啊，即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就是说我怀着像和氏璧，像随侯珠，那样的才能，
我即使像古代的那个贤人许由、伯夷，那么高洁的高士，但是别人看我怎么样呢？把我看得一钱不值。
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他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司马迁接受宫刑后，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承认。
所以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
所以接受宫刑以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掉了
但是在《史记》中间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却获得了新生，这就是司马迁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在接受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以后，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
接受宫刑以后，司马迁被迫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那个社会身份去看待人
看待人生，看待历史，改变了司马迁的生死观，他充分地肯定了人们追求富有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