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庆历九年年底，在一片欢天喜地当中，旧的一年落下帷幕。
这是庆历十年。
同时也是公元1050年，赵骏来到大宋后的第14个年头。
短短14年时间间，大宋经历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等全方面的改革。
国力展现出质的飞跃。
从GDP的数据来考量的话，生产总值相比于景佑年，增长了不止一倍。
根据景佑年的税收以及当时的税率，差不多能算到那个时期大宋全国的GDP大概在3-4亿贯左右。
但到了庆历四年就增长到了16亿贯，到庆历八年，随着钢铁产业全面铺开，各种建设催动经济发展，GDP达到了30亿贯。
并且景佑年的税收非常高，明面上的税率是10%，但加上各类苛捐杂税和层层剥削，普遍能达到20-30%左右，对底层百姓的压迫尤为严重。
而现在农业税大幅度下降，税率较高的部分也只有拥有土地较多的地主以及资产较多的富豪，总体税率维持在12%，对资产较少的贫民税率更是降低至7%以下。
如此大宋朝廷一年的总收入能达到3亿多贯，只是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要归于中央财政，地方只保留其中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现在的大宋已经是封建王朝当中最好的时代，真正意义上最富裕的时代。
而不是历史里那个积贫积弱，只是利用较高的抽税手段，保持大宋中央朝廷的财政收入高，但底层却过得非常艰辛，以至于造反层出不穷的北宋王朝。
当然。
公元1049年的庆历九年自然也不是完全一帆风顺，这世上就不可能有全国各地到处都风调雨顺，没有任何自然灾害的历史朝代。
从本质上来说，一个地方存在的一些贪官污吏，危害程度远不如一场自然灾害高，如旱灾、洪涝、虫灾等。
因为贪官污吏再贪，也完全不可能把全县所有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给贪掉，那不现实。
而天灾却可以。
一夜之间可以令一县，一州，乃至一路颗粒无收，没有食物的百姓变成灾民，能像蝗虫过境一样，把能吃的全部吃掉。
然而现在大宋却已经几乎没有因天灾而出现大规模动荡，即便有灾害，也很快会被平息。
比如庆历九年燕云十六州，包括河北部分地区出现旱灾。
这场涉及三路二十多個州，波及数百万百姓，足以撼动一个普通王朝，甚至能成为王朝末年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的灾情，却没有溅起太大的水花。
几乎是在刚刚有端倪的时候，就被大宋朝廷第一时间调集粮草解围，然后迅速消弭于无形。
就在于大宋强盛的国力。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大宋如今的综合国力已经超过了公认的封建王朝巅峰的清朝，迈入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工业时代。
工业时代的生产力是巨大的，抵御灾情的能力也比封建王朝强得太多。
即便交通工具上火车还没有普及，可通过京杭大运河的粮食调集，能够第一时间完成救灾工作，稳定国内局势。
单就这一点来说，如今大宋的政治统筹能力，宏观调控能力，粮食储备能力，都已经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完完全全比封建王朝超出了一个层次！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赵骏这十多年来对大宋的改造，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来来回回犁地式的革新。
不过这也就是大宋。
一来大宋看似士大夫强大，实则兵权一直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只要握住枪杆子，再硬的阶级也能被洗个遍。
二来北宋的文人还没有像明清那样断了脊梁，或许存在软骨头，却还保留着道德底线。
吕夷简、王曾、晏殊、范仲淹、包拯，太多的历史能臣和名臣。
很多时候，以赵骏为核心，把事情讲开，铺开，那么很多事情自然也就能够顺理成章，不会存在有太多的桎梏和掣肘。
否则若是在明中后期，像严嵩、徐阶、东林党这些在江南拥有那么多田亩地产，绝对的利益集团。
即便你把所有的利害向皇帝陈述，怕也是困难重重，难以突破士大夫们的封锁。
所以赵骏作为政治强人，出现在一个皇帝较为软弱，士大夫们风气还算有道德正义，民间商业氛围浓厚，国家没有闭关锁国的年代，也算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新年的时候赵骏是在江西过的，他原本打算跟上次巡视天下一样，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可惜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总会耽误时间。
反观赵祯就舒服得多，虽然依旧是不太能离开皇宫，被禁锢在一个小地方圈禁着，却能登上城楼看满城灯火。
是的。
去年年末赵祯在年关用蒸汽机发电，让皇宫中数千盏电灯发亮。
到了今年年关的时候，大宋正式开始修建电线杆，架设电线，通过汴渠、金水等河流进行水力发电，让电灯照亮千家万户。
“朕泱泱大宋，科技强盛，新成立了大宋电网，现在有那么多电线杆在城里立起来，那是很合理的事情吧。”
这是大宋皇帝陛下赵祯在年关时候，傍晚时分，看着东华门宫墙外，整条东华门街亮起的电灯，向着文武百官宣布时候说的重要讲话。
那笑容满面的神情，以及嘴角快咧到后脑勺的模样，充满了骄傲与自豪感。
他也值得骄傲和自豪。
因为纵观历史，不管以前还是后世，历代皇帝里没有他这样能搞科研的，科学界也没有他这样能当皇帝的。
并且不出意外的话，等收复了西域，历代皇帝里他的评价至少能排进前五，甚至能争一争前三。
若是完成了灭辽和统一大半个东亚的壮举，保二望一，威胁一下嬴政地位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