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
见无人回答，赵骏纳闷道：“没人知道吗？”
场中还是无人应声。
因为事关自己的利益，他们出言的话无疑是做阶级的背叛者，何况这里他们也没资格去谈论这些核心内容，所以一个个都识趣地闭嘴。
赵祯沉声说道：“赵老师你说。”
“好吧，其实不是生产力下降，而是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掠夺走了。”
赵骏耸耸肩说道：“两汉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庄园体系成为主流耕作方式，世家豪强瓜分了大量田土，普通自耕农的数量下降，导致税收严重不足，加上边境不稳，天灾不断，引发了内乱，国家覆灭。”
赵祯纳闷道：“我看汉代的史书倒是少，而且也不是很了解里面的内情，所以我想问问赵老师，为什么汉代会出现税收严重不足的情况？”
“这个问题问得好。”
赵骏笑道：“就是因为世家门阀的隐户、隐产、隐田成为了躲避朝廷赋税的手段，朝廷收不上来税，养不起军队，地方百姓活不下去，自然就只能聚众造反。”
“与这個情况相似的还有明朝以及清朝，清朝雍正时期通过改革短暂解决过这个问题，不过也就是短暂解决，后来全让败家子乾隆把政策取消了。”
“反倒是唐宋比较能收得上来税，唐朝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税收制度，财政收入非常健康，所以安史之乱后也能勉强维持住整个局面。”
“只是节度使的问题已经尾大不掉，犹如分封制的藩王一样，在各自领地里有征兵权和税收权，结果造成了五代十国。”
“宋初加强了中央集权，又在继承唐朝税收制度的情况下，进一步完善，农业税和商业税同样能收得上来，在客观上维护了宋朝的统治。”
宋代的财政收入一直是历朝之冠，因此也被誉为最有钱的朝代。
可惜的是有钱不干正事，也成为了最窝囊和憋屈的朝代之一，和晋朝清朝一起并称三大耻辱王朝里，也就是靠着有钱才能苟延残喘，否则国祚不会长久。
晏殊沉思道：“所以税收不上来，才造成了汉代绿林、赤眉、黄巾才聚众起事？”
“嗯，这就是我说的争夺社会财富总值，生产力就这么点大，地主豪强阶级瓜分了大量蛋糕，留给皇帝和百姓的那部分就变得很少，也就是所谓的二八定律，百分之二的人拥有百分之八十的财富，失地农民越多，政权就越不稳定。”
赵骏点点头：“王莽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况，但操之过急，不仅没有抑制土地兼并，还加剧了内耗，既得罪了地主豪强阶级，又让百姓生活更加艰难，在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下，绿林赤眉自然就纷纷起义。只不过两汉时期豪强地主阶级还是太强大，所以农民起义军并没有夺取江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赵祯追问。
“因为地主豪强阶级依旧是社会财富的掌握者，这一点到隋唐都是，刘秀靠的是南阳豪强地主阶级支持，袁绍袁术曹操等人都是豪门出身，李世民更是关陇集团的贵族代表。”
赵骏侃侃而谈道：“这些人本身就掌握着大量的财富资源，可以通过拥有的资本征召兵马，加入到争夺天下的队伍当中。包括唐朝时期的节度使，五代十国时期，都可以算作地方军阀与豪强势力在争夺天下。所以从两汉一直到宋代，掌权者都是世家门阀的代表，包括赵匡胤。”
赵匡胤并非平民出身，历代皇帝里，出身最卑微的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朱元璋。刘邦都好歹是个亭长，刘秀也勉强能顶个宗室的光环。其余人大多都出身于世家权贵，像赵匡胤家族就是世代官宦，到赵匡胤他爹那一代，已是后周禁军统领。
因此从西汉建立庞大的帝国开始，直到明朝之前，历代正统王朝的掌权无一不是世家权贵。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以及财富比例远多于农民起义军，一旦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最先得利也最容易得利的就是这群人。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宋朝就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果只是税收的话，唐朝税收也能收得上来，但农民起义规模却非常大。”
王曾问出了关键问题，也是大家想知道的问题。
这一点赵骏以前说过，有宋以来虽然农民起义频繁，但并未动摇国家的根基，最大的一次方腊起义，也仅仅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就被平定，所以每个人都很好奇。
赵骏笑道：“这就是宋朝比较奇葩和幸运的地方，宋朝并不抑制土地兼并，蛋糕在宋初就被瓜分得差不多，正常情况下这种王朝肯定是会爆发大规模起义。比如宋初的王小波起义，但王小波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动荡。究其原因在于宋朝的生产力得到了提升，百姓勉强能有条活路。”
“你是说占城稻引发的农业革命？”
晏殊很快想起了赵骏之前说过的事情，占城稻这个东西早在真宗时期就引进，现在南方每年通过漕运运大量粮食到北方，就是因为占城稻已经在南方生根发芽，让南方的稻米产量近乎翻倍。
赵骏说道：“是的，占城稻的出现让宋朝人口急剧增加。生产力大幅度提升，蛋糕也变得更大，虽然有大量失地农民出现，但由于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让这些失地农民可以有更多的路子。比如去城市里面从事手工制造业、服务业、金属冶炼业、建筑业等等，不至于饿死。”
“并且这些产业得到发展之后，还能带动原本过剩的粮食产出，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劳动就业率。可以说是老天爷在眷顾宋朝，要是没有形成这次农业革命的话，后来的方腊起义，宋朝基本就得凉凉。”
“再加上从汉唐开始，中华大地就已经打通了前往西方的道路。等到宋代的时候，中亚乃至欧洲的商人都已经出现在了广州、泉州、汴梁等地，通过对外贸易，出口丝绸、瓷器、茶叶、铁器、漆器、纸张等产品，获得大量财富。”
“史料记载，南宋时期，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赵汝适在《诸番志》中写道，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范围东起菲律宾，西到非洲东安，北到日本、朝鲜，包括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在内的五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年进出口贸易额已经达到了一亿多贯，可谓是客商云集，繁荣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