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骏浑然不知道自己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骑绝尘。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客观原因以及为什么会受到几乎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抵制。
归根到底，范仲淹改革的十条当中，有五条都是针对冗官问题，剩下五条，才是富国强兵和厉行法治。
所以他主要改革方向还是三冗之一的冗官问题，想要通过裁减大量人浮于事的官员，精简机构，加强效率，来达到节省财政、澄清吏治的目的。
但还是那句话，这么做触动的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作为利益失去者，他们自然要联合起来贬低新政，把范仲淹踩到土里去。
如果宋仁宗有魄力的话，就算是得罪了士大夫阶级，手里握着兵权，他们也翻不起什么风浪，该被裁员还是得被裁员。
可宋仁宗摇摆不定，听风就是雨，渐渐对范仲淹不信任，使得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黯然落幕。
这就是赵骏为什么会认为庆历新政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宋仁宗。
事实上这次改革对大宋非常重要。
要知道宋朝官员数量是汉代的六倍，唐朝、明朝的两倍，并且往往很多官员都身兼数职，有寄禄官、职事官、散官、勋官、贴职、爵位等等，每一个职务都能领一份工资。
所以看似宋朝官员只是唐朝明朝的两倍，可如果按照身兼数职来算的话，那么官员数量比唐朝明朝多个三倍不止。
而且他们的工资普遍比其它朝代都高，如跟明朝官员比，宋朝低级官员俸禄是明朝同级官员俸禄的五至十倍以上，宰相级别甚至能达到百倍差距。
同时宋朝官员数量太多，而部门又少，导致大量官员被授予虚职，官员没有实权，加上各部门机构臃肿，办事效率极为低下，很多官员领着高额的工资，每天无所事事，纯粹浪费国家财政。
所以要是范仲淹真的能解决冗官问题，裁减掉一半的官员，那么朝廷每年的财政支出，将减少千万贯以上。
这笔钱对于目前每年军费开支达到四千万贯以上的大宋来说，无疑是笔巨款。
除此之外，范仲淹也想改革兵制和法律。
要是能把冗官问题解决，再改革兵制，减少军费开支，那么大宋的财政将会无比健康，有钱有军队有底蕴，北宋历史至少能延长一百年以上。
可连冗官的问题都解决不掉，更别说冗兵冗费的问题。因此范仲淹改革仅仅持续一年零四个月就被叫停，可谓草草结束。
而相比之下王安石改革虽然问题多多，造成动荡和后果都不小，可持续时间非常长，长达十五年之久。
就是因为王安石有宋神宗坚定不移地支持，直到宋神宗去世，改革才被迫终止。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赵祯这货，让范仲淹没办法完成改革。”
赵骏拿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综合对比，说道：“国家的改制一定要最高权力者坚定不移地完成，除非是错的，像王安石变法那样。可惜范仲淹方向对了，得不到支持。王安石是方向错了，却得到了支持。”
这句话说完之后，赵祯脸色复杂，万万没想到，庆历新政失败的源头，居然是他。
范仲淹看了他一眼，默不作声。
毕竟是皇帝，他再怎么样，也不可能不满。
所以沉默许久，范仲淹才问道：“为什么说我......范仲淹的方向是对的，王安石的方向是错的呢？”
“因为吏治！”
赵骏斩钉截铁地说道：“伟人曾经说过，王安石是一个脱离实践的理想主义者。青苗法在构思上应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那它为什么会失败呢？原因在于吏治太差！”
“宋朝虽然商品经济发达，不是特别抑制商业，导致经济活跃，比较有钱。但它的本质还是落后的封建制度，农业生产依旧以小农经济为主。”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什么？脆弱！”
“老百姓靠天吃饭，面朝黄土背朝天，全靠老天爷赏饭吃。今年风调雨顺，什么自然灾害都没有，各地粮食丰收，市面上粮食充盈，会造成谷价下跌。”
“要是来年到处去都是天灾，自然灾难频繁，造成粮食减产，就会造成谷价上涨，这就是谷贱伤农，米贵伤民的根由。”
“而且农民经常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农作物还没有长熟，家里就断粮了，无奈之下就只能找人借粮，乡里的地主就会让他们用土地做抵押，形成了高利贷。”
“运气好的时候，农民通过来年的丰收还可以偿还。可一旦运气不好，突然遭遇天灾，造成粮食减产，无力偿还债务，他们的土地就会被地主收走。”
“王安石认为乡里的地主通过借贷，大量兼并百姓的土地，让百姓要么成为无地的流民，要么就只能成为大地主的佃户，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干脆让国家放贷，以较低的利率，让官府借钱给农民，帮助农民渡过难关，等到来年丰收的时候，就把钱再还给官府。”
“听上去是不错，而且官府也不会让农民以土地抵押，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的话，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问题在于王安石没有把吏治搞好，导致
“一个政策要推行下去，必然要经过各层官员。但到了宋神宗时期，北宋的基层官员已经烂透了，有贪官污吏者、有尸位素餐者，甚至还有只着眼于政绩者。”
“比如说某地风调雨顺，百姓并不需要这个借贷。当地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推下去，搞得天怒人怨。”
“还有地方，地方官员肆意提高利息；王安石规定是两成利，当地官员就多加几成，多出来的自然落进了那些官员的口袋。”
“史料记载，最夸张的有地方官员把利率直接提高了三十五倍，原本两成利，竟然要还七倍的借贷本金回来。”
“显然宋朝地方官府实在是太温柔了，明明可以直接抢，却还要定个名目，他真的，我哭死......”
“更有甚者，干脆与当地豪强勾结，欺负百姓不识字，在契约文书上动手脚，故意不收百姓的还款，拖延时间，等到时间一过，就说百姓不还钱，然后夺走他们的土地，严重加剧了百姓的负担。”
“有如此大的执行问题，再好的政策也是白搭。”
“那么吏治问题根源在哪呢？还是宋朝冗官问题，底层碌碌无为和贪官污吏太多，导致青苗法根本不能顺利执行。”
“所以要是范仲淹时期把吏治问题解决了，让基层官员效率更高、办事能力更强，也不至于在王安石时期，因为地方执行力的问题，变法彻底失败。”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范仲淹的方向是对的，王安石的方向是错的原因。”
“要想解决问题，根本还要先整治官吏！”
说到最后，赵骏已是慷慨激扬，声音贯穿房屋，令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三冗问题根深蒂固，非一时一日，就能够解决。
而要想根治，就得一步一步来。
先从哪一步呢？
自然是吏治。
政策要靠下层官员机构运行才能推广。
如果底层权力保持腐败懒惰，再好的政策也是白搭。
所以赵骏才认为范仲淹的方向是对的，先把基层官员的问题处理好，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不愧是后世人，赵骏看待问题的深刻是他们远远不如的，也只有这样的后来者，才能总结出改革失败的原因。
那一瞬间，包括宋仁宗赵祯在内，众人看赵骏，都像是在看一位思想卓越、对社会构架认识极深的改革家，在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大宋，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啊。